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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织成集中而又曲折的戏剧冲突，整个戏的艺术结构，也就显得松散。《张自忠》的写作，老舍整整用了三个月时间，修改过五次，作家又一次经历了创作的苦恼与失望，他说：“只须说一句话吧，我失败了！”（注：《三年写作自述》。）这次失败，固然和作家缺乏舞台经验有关，但在很大程度上，也赖于题材选择：作家写了他所不熟悉的生活。

艺术家的老舍是顽强的，在总结了《张自忠》的教训之后，他于一九四○年冬天，开始写作《面子问题》。这个戏取材于国统区“政府”小官僚的生活，这是老舍所熟悉的。尽管剧本仍然存在舞台动作性较差和缺乏尖锐、错综的戏剧冲突的缺点，但它仍是一个较好的剧作。这是一个喜剧，作家以辛辣而幽默的笔触，描写了国民党某机关秘书佟景铭如何全力维护自己的面子，最终又丢了面子的可笑故事。佟景铭出身于书香世家，加之他已做官多年，颇有资历，因而对那些在出身、资历方面比不过他的人，很是瞧不起。他觉得，这是自己的一种身份，是必须维护的。对下属，他的态度是“我教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不教你干什么，就不干什么；不要多问”，他认为这种严厉的态度，也是“为了争取我的身份”。为了不失身份，他决心只在政界活动，不做生意，他认为“由做官而发财，名正言顺，自古为然”，由经商而发财，则不体面。为了不失身份，他从来采用一种慢吞吞的办事态度，他说：“我不能因为抗战就失了身份，我又不是军需官，忙什么呢？一件公事该办十天，我就办十天，不能为一件公事把自己忙死！”为了维护面子，他甚至在抽次烟的时候，从不把烟盒掏出来，而仅从口袋里拿出一枝。以至到他想自杀时，也要先弄清，哪种死法，更体面一些。显然，作为一个官僚，佟景铭的处世态度、办事方法、精神状态、人事关系，都是国民党官僚机构这个特定环境的产物，作家对人物活动环境的氛围和色调的创造与渲染，能使读者真实地感受到国民党官僚机构的腐败状况。当然，这一切都是从场面、情节中自然流露出来的，尤其是和人物的固执、迂腐、追求虚荣的个性特征，是紧紧扣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作家的讽刺重点，也是佟景铭的性格弱点，但是读者从中所看到的，却不止于一个小官僚的带有封建色彩的性格弱点，而是国民党官僚机构的种种不合理的现象。人们强调文学作品首先要给人物以生命，强调写人，写性格，其道理也可能正在这里。

《面子问题》中的其它人物，性格也都清晰。科长于建峰，表面上很尊敬他的上司佟秘书，实际上，是虚与委蛇的态度。他也是深知面子的重要性的，但是他和佟景铭不同。为了维护面子，佟景铭可以牺牲一切，于建峰则绝不如此。为了获取某种利益，他甚至可以不讲面子，这是一个具有市侩作风的小官僚。破产商人万心正、单鸣琴夫妇对“面子”术也是颇为精通的。他们从来把“说”和“做”看成两码事，口头上讲面子，实际上最不要脸。单鸣琴曾经对佟小姐这样阐发她的“面子观”：“面子就象咱们头上的别针，时常的丢了！丢了，再找回来，没关系！”佟小姐问：“要是找不回来呢？”单鸣琴答：“拉倒！——只有这个态度，才能处处争取面子，而不至于教面子给牺牲了！”难怪尽管佟家一再对他们采取不欢迎的态度，她照样心安理得地“穿着佟小姐的绣花拖鞋，披着佟小姐的秋大衣，脸上擦了佟小姐的香粉——所以擦得特别厚”。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是一种社会弊端，是对人类应有的社会美德的一种破坏，老舍在剧中和盘托出了他们的卑污的灵魂，并给以嘲笑和讽刺，是有一定教育作用的。

《面子问题》的主要缺点是内容单薄，剧本尽管暴露了国民党统治机关的腐败，但讽刺的重点毕竟是某些人的“面子观”，主题的社会意义受到了一定的局限。老舍说：“《面子问题》份量太轻，压不住台。”（注：《习作二十年》，《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

一九四一年秋，老舍去云南讲学，他在云南乡下写成了三幕话剧《大地龙蛇》。这个戏脱离了老舍惯有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有图解观念的味道，是一部不成功的作品。

一九四二年，老舍写了两个剧本：五幕话剧《归去来兮》和四幕话剧《谁先到了重庆》。《归去来兮》在老舍的抗战剧作中，是独树一帜的，在题材和表现角度上，都有新的开拓。剧本的基本情节，围绕着商人乔绅的家庭分化而展开。具有唯利是图的商人习气的乔绅，趁国难之际，靠囤积、倒卖货物大发横财，他从不关心抗战，也不顾民族的存亡，他认为，只要能成为实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