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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为自己想得多，为国家和人民利益考虑得少，所以，当时由于个别领导同志的一些不妥做法，我们就耐不住了，热血一冲，不管三七二十一，草率决定用###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其结果，虽然我们当时的思想动机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实际上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影响和干扰了安定团结局面。这封电报于2月10日才被《人民日报》略加删改后刊出。第二天，《人民日报》又登载云南农垦总局负责人的谈话说：许多知识青年已开始认识到停工闹事、聚众上访，不利于安定团结，不少人还作了自我批评。

虽然新闻媒介尽了很大努力，云南农场知青胜利返城的消息还是风驰电掣般传遍全国。在上海、浙江、新疆……各地知识青年从中得到了鼓舞。

云南农场知识青年的争取返城活动，几起几落，终于得到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1978年云南农场知青将近5万人，一年以后，只有70名知青仍留在当地。

一波三折的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1）

云南农场知青的闹事风波未平，一场新的波澜已在万里之遥的新疆掀起。1979年初至1980年底，新疆农垦系统以上海知青为主刮起的返城风一波三折，屡仆屡起，前后持续长达两年之久。

前面提到，新疆农场（兵团）知青是都是“###”前下放的。其中固然有少数政治上一贯积极自愿报名支边的分子，但更多的还是在没有做好充分思想准备情况下被运用各种手段动员出来的。知青到兵团后，发现梦寐以求的参军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到处是戈壁荒滩，地广人稀，生活条件艰苦。但悔之已晚，思乡心绪油然而生。不过，当时兵团纪律严格，知青年轻幼稚，理想与希望尚未破灭，所以能在逆境中坚持。

“###”十年，对兵团知青是一场劫难。不仅杨永青、鱼珊玲这样的著名典型受到冲击、批斗，许多普普通通的知青也遭到###。农一师三团“专政”对象800多人，其中上海知青500多人。该团十八连有个知青因属对立派，被绑上双手用马拖到团部。对他们采用的刑罚多种多样，十分残酷。1972年各团举办“打击流氓阿飞学习班”，对象就是知青。仅三团就有五十多名知青被强制入班，他们中有的只是顶撞了领导，有的在工作、生活上有些小毛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给上海知青的心理烙上了难以抚平的创伤。“###”结束后，上海知青中流行着这样一个顺口溜：“老干部###昭雪坐位子，右派分子摘帽子，资本家补票子，上海青年还是老样子。”表示对现实的不满。

入疆初，许多上海知青在工资三、五、八元（第1年每月工资3元，第二年5元，第3年8元）情况下，由于有老军垦战士艰苦创业榜样为表率，对前途还是充满信心的。他们辛勤劳动，付出了血汗，但年复一年，农场面貌变化缓慢。尽管在生产上拼命干，“百日大会战”、“能手赛”接连不断，业余时间被占用了不少，结果换来的仍是连年亏损。最倒霉的是普通职工和知青。知青待遇普遍偏低，通常在兵团工作十七八年，工资仅44元，而其他新工人只工作了3年工资即达41元。加之距上海路途遥远，探亲往返一趟，往往负债。

经济上连年亏损同时，农场机关却一年比一年庞大。有的团场已达6个职工养1个干部的地步。冗官冗费，促使了官僚主义、军阀作风的盛行。知识青年心情沮丧，看不到出路。即便是地位特殊的知青典型，对此又何尝没有同感？1979年初，鱼珊玲曾对采访的记者指出：“上海知青大部分不安心在塔里木。来了这么多年了，总得有些变化嘛。谁不愿意待在好一点的地方？人总有个盼头嘛。可这十多年没有一年不亏损，场领导哪有一点事业心？现代化离我们这里还远呢！大家对前途都丧失了信心。”在另一次谈话中，她还指出：农场的环境令人窒息，干群关系不和，亲近疏远，土政策多，管理方法简单，上海青年的积极性没有得到调动和发挥。知青典型杨永青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也反映过知识青年中存在的种种实际困难。当然，普通知青对官僚主义、军阀作风的不满，要比这些大名鼎鼎的典型更强烈。

农场学校教育质量差，也是令知识青年不满意的原因。这直接影响到他们子女的前途。60年代初进疆的18岁左右的青年，到70年代末已是35岁上下的壮年了。他们在新疆结婚成家，孩子大部分进了农场办的学校。农场的教师多数是从上海青年中选择的，他们本身只有中学程度，既无学历，又无教学经历，所以学校教学质量很差。孩子的家长自己在农场中苦了半辈子，眼瞅着出头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