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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是这个主张。我们以为即在今日，这主张还是有它的中心地位，假使它完全没有地位，而非要靠舞蹈一类的安全阀的方法不可，那座高压力的锅炉还是要爆炸的，事实上零星爆炸的惨祸也正天天发生着。［23］

人欲：早期儒家所持开明态度（9）

一片婆心，令人深思。与此形成对照，有的人却以今例古，将前引桓谭与王充所述及时婚姻有利于健康长寿的观点（王充本人并不完全同意他所述的这一观点），解释成“汉代人凭其直观体验，已经懂得早婚对于人的体质的不良影响”［24］。拥护现行政策是一回事，理解古籍是另一回事；曲解古籍，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总宜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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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嗣：一个堂皇正大的理由

Ⅲ。子嗣：一个堂皇正大的理由

前文已经谈到舜不告父母而娶帝尧二女的故事，但只讨论了孟子为舜此举所找的第一条理由。孟子还举出第二条理由如下：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在大讲礼教的宋儒看来，谁要想实行恋爱婚姻自主，“而欲不告而娶，则天下之罪人也”，何等严重？然而即便如此，尧舜二圣此举仍属有理，按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的说法：“舜告焉则不得娶，而终于无后矣。告者礼也，不告者权也。……盖权而得中，则不离于正矣。”为了子嗣，为了不至无后，“礼”可以从权变通；一涉及子嗣问题，似乎道学家也变得好商量了。

儒家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在他们的“道统”序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中排列第三的大圣人禹，也有着为了子嗣而越礼的传说。相传他三十犹未娶，后来在途中遇见涂山氏之女，“通之于台桑”，结成夫妇（见《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这想来根本没有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亲迎之礼，以至于被认为是“淫湎”之人。但屈原在《天问》中咏及此事时，说“闵妃匹合，厥身是继”，还是为了子嗣。

子嗣是一个极其堂皇正大的理由。它可以成为帝王多妻的理论依据（《白虎通·嫁娶》：“天子诸侯一娶九女者何？重国广继嗣也。”），也经常成为平民纳妾的口实。正妻若未能为夫家生下子嗣（当然必须是男孩），她几乎就没有任何理由反对丈夫纳妾；若无子而还反对丈夫纳妾，那就是“悍妒”。古代中国的男人，从帝王到平民，几乎无不汲汲以子嗣为念。哪怕已经看破红尘，敝屣世事，要出家修道了，临行之前，也要先将子嗣问题解决好，才能放心前去；不少旧小说中都有这种情节。而在那些书生与仙女的恋爱故事中，即使缘分已尽，仙凡路隔，女方也常会为书生送来麟儿或一双儿女，作为那一段缘分的结局。这些小说情节当然是社会上普遍流行的观念与心理的反映。重子嗣的观念在中国的文史古籍中是如此随处可见，似乎已经无需专门举例。不过在这里我还是乐意挑选一个比较有趣的真实事例以见一斑——即使是大名鼎鼎、高风亮节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在子嗣问题上也未能免俗。下面是顾炎武本人对此事的自述，见《亭林文集》卷六“规友人纳妾书”：

炎武年五十九，未有继嗣，在太原遇傅青主，浼之诊脉，云尚可得子，劝令置妾，遂于静乐买之。不一二年而众疾交侵，始思董子之言［25］，而瞿然自悔。立侄议定，即出而嫁之。……

因为未有子嗣，顾炎武听信名医傅山之言，以五十九岁的高龄纳妾求子，结果过多的性生活使他的健康状况在一二年间迅速下降，幸好他悬崖勒马，将妾嫁人，了结了这段求子闹剧。不应忘记，需要顾炎武献身的事很多，有奔走南北的反清复明大业，有呕心沥血的学术研究著述，然而即便如此，子嗣问题在他心目中仍是念兹在兹的大事；纳妾求子失败后，最终仍要议定立侄为嗣，才算心安。

子嗣问题何以如此备受重视？　最根本的一点在于：这绝非现代人所容易想到的诸如个人财产继承之类的原因（这类原因在古代中国人心中不居很高层次），而是对于家族的神圣义务——每个男子都有义务使本族瓜瓞绵绵，枝繁叶茂；若是“一脉单传”，那义务更重，万一无后，祖宗之鬼就要不得“血食”，无人祭祀了。所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其罪之大，在于对不起祖宗，在于未尽到家族的神圣义务。

古代中国人极重视祭祖，以致在有些西方研究者看来简直类似于一种宗教。崇拜祖先，与重子嗣，尚多子，本是同一基本观念的两面。沿时间轴向两端看去，祖先所重视的后嗣，又成为后代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