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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紧跟着部队的家属队里行军。邓秀英的妈妈背铺盖，邓秀英则背弟弟。6岁的邓玉乾刚齐姐姐的腰，体重已经不轻。但没办法，再重也要背着弟弟走，要不就赶不上队伍。母亲用一根麻绳把邓玉乾牢牢实实地捆在身高不到1米30的邓秀英身上。就这样，一路上，邓秀英都是背着弟弟走的，背得邓秀英肩膀也痛，脚也痛，腿也痛。下雨的时候背，天晴的时候就让弟弟下来走两步，走一会邓秀英再背。从白天背到晚上，从天黑背到天亮，因为夜里也要行军。

邓秀英姐弟说来也怪，6岁的弟弟却很听话。打起仗来，子弹呼啸，枪声阵阵，邓秀英叫弟弟不哭，弟弟就很听话的不哭。一天晚上的战斗中，姐弟俩险些没命。“嗖”的一声枪响，弟弟头上的尖帽子打落在几米开外。邓秀英慌忙把弟弟解下来抱在胸前，捂弟弟的嘴，生怕他哭出来，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背着弟弟过草地很苦，最苦的是饥饿。6岁的邓玉乾枪声中没哭过，却“好几次饿得哇哇大叫”。邓秀英找到了几棵野葱，把叶尖摘下来喂给弟弟，自己和母亲吃葱根。有一次发现树丛中有些小小的红果子，邓秀英怕有毒，直到看见几只乌鸦飞去衔那些果子，她想“乌鸦能吃，人也能吃”，赶紧跑过去“从乌鸦嘴里抢食”。更叫邓秀英担心的是，那些乌鸦比她弟弟小不了多少，邓秀英真怕它们饿慌了把弟弟叼走！“省事特别晚”的弟弟邓玉乾人生的全部记忆，始于母亲饿晕在草地的那一刻。邓玉乾以为妈死了，就趴在母亲身上放声痛哭！邓玉乾清楚地记得，有个叔叔拿来一把豌豆面，姐姐把豌豆面喂到母亲嘴里。又过了一阵，妈才醒了……1935年9月、10月，红四方面军在“打到成都吃大米”口号的激励下再过草地挥师南下。南下的红军在百丈关战役失利后，渐入困境，被迫后撤。在丹巴地区一个叫古尔沟的地方，父亲邓心科得了伤寒病。部队把邓心科放在一个挖过金的山洞里，继续北上了。临走时，给了母亲三块木板，“活下来的话，就来追部队；死了，就用这几块木板埋了”。4天后，父亲死了，什么话也没有留下。母亲和孩子们用那三块木板安葬了邓心科，又按照老家的风俗，把柏树枝点燃插在坟头。邓秀英说，那叫“送火”。“父亲是穿着大衣下葬的。”那件大衣是全家最奢侈的衣物，但妈妈说，让父亲“暖暖和和地走吧”。父亲走了，可走了的亲人，不光是父亲。一家八口长征，途中，3岁的妹妹夭折了，一个哥哥，还有一个侄子，都在草地里死了。少有人烟的川西草原，朔风夹着雪花。母子三人在丹巴迎来了新的一年，却不知新的一天去哪里。妈妈哭得呼天抢地：“我们还是追赶部队吧……红军迟早要回通南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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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女散失流落藏区

搀扶着身体虚弱的母亲，背着走不快的弟弟，邓秀英沿着大部队走过的路上留下的宣传告示，连夜追赶部队，不料一次次被土匪拦住了去路。究竟多少次遇见土匪，姐弟俩都记不清了。邓秀英说，有一次，来了一路被当地人叫做“脱衣队”的土匪，把3人衣服扒光，赤条条地扔在冰天雪地里，扬长而去。幸亏路边有几具红军战士的尸体，“我们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两三下把他们的衣服脱下来御寒”。最后一次路遇土匪，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被带到一个看不到天的树林。那里还有3个年轻姑娘，是红军医院的护士。林子里，土匪让他们站成一排，来了几个买主挑人。一个买主走到邓秀英跟前，问邓秀英会不会放牛，可他说的是当地话，邓秀英听不懂，那人就伸出两只手在头上装牛角，还摆了个赶牛的架势。这回邓秀英猜到了他的意思，就点点头。于是，买主就准备把邓秀英带走。可邓秀英不愿走。她想自己就是死，也要和妈妈弟弟死在一起。然而，买主“像逮只小鸡一样”，把她拎走了。走出好远，邓秀英还听得见妈妈和弟弟在哭。留下来的弟弟和母亲更惨，干不了活的人，没人买，就要被扔到河里去了。土匪端着长枪，赶着母子俩往河里走，要实行“水葬”。母亲把邓玉乾背在身上，齐胸深的冰水里站立不稳，稍一停步，子弹就在左右射起水花。紧要关头，一位路过河边的藏族老人目睹此景，心生怜悯，出钱买下了母子俩。走上岸，母亲“扑通”一下给老人跪下，磕了几个响头，然后抱起儿子失声痛哭。除了母亲饿晕那次，邓玉乾一辈子都记得那个老爷爷，他叫单木果。好心肠的藏族老人单木果买下了母子俩，却无力维持生活，只好把他们卖给一家头人。在头人家，母子两人觉得那家人也还不错。母亲不分昼夜干活，邓玉乾则上山放牛，因为个子矮，得戴上一顶高帽子，那样，草高的地方才看得见人。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