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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就在同一年，克里用了几个月时间外出为国际救援组织（CARE　Inc）募捐筹款。国会仍然对他有莫大吸引力，克里再次考虑在下一年的众议员改选中挑战克罗宁。

1973年夏末，克里甚至委托了一个民意测验来探测竞选事态走向。但是松加斯——洛厄尔出来的米德尔塞克斯郡的专员，也决定参加竞选并来到克里家里了解克里的想法。就在两人会面不久以后，克里决定放弃1974年竞选并把他为竞选所准备的“完全政治计划”交给了松加斯。松加斯借着水门事件后民主党人大受欢迎的东风击败了克罗宁，赢得了第五选区的国会席位。此时，克里正为适合自己政治雄心的事业而准备——他准备去上法学院。“我知道我不想在十年或十五年后慨叹‘岁月蹉跎而去了，我还没有一门职业。’”克里说，“所以我决定去法学院。”他还说他“想学习辩护的技巧和法律知识，通晓法律，从公民政治的角度知道整个立法过程”。

就在他国会竞选失利后的八个月，克里的生活揭开了新的篇章。9月5日，朱莉娅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亚历山德拉。几天之后，克里就进入了波士顿大学法学院学习，该校位于波士顿郊区富裕的牛顿城，以培养出众多政治领袖而闻名。就在克里在课堂上忍受长达数小时的高强度学习时，朱莉娅也在家中忍受着由于本地居民对于克里的反感而带来的孤单和恐惧。“就在1973年秋天亚历山德拉出生后不久，一块大石头从窗户扔进来，正落在她的摇篮旁边，摇篮就放在客厅中晒太阳，当时我独自在家。”她回忆道，“你能想像当时的情景吗？我感到非常无助、恐惧。”

尽管朱莉娅家里很有钱，可是昂贵的新居和克里在法学院学习的费用也让这个三口之家捉襟见肘。“我们入不敷出。”朱莉娅回忆道。她不得不在波士顿当代艺术学院找了一个助理主管的工作，一直工作了两年，直到第二个女儿出生。这段时间内，一个换工住宿的人帮忙照顾亚历山德拉。

在法学院，克里作为一个全国人物，一个比大多数同学都大好多的“过来人”而显得分外突出。“我记得上课时我环顾这群一年级的学生，只见坐在那里的一个成年人就是我在电视上看过的人，他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前作证，还参加国会竞选。”托马斯·J。凯里说，他是教过克里的教授之一。

即使现在是一个在校学生，克里仍然是一个公众人物。他兼职做WBZ广播电台一档谈话节目的主持人。而且，从1974年5月到10月，克里还是MassAction的执行理事，该组织当时正在揭发国家财务总管（state　treasurer）罗伯特·Q。克雷恩草率的现金管理政策以及与银行的暧昧关系。这显然不能与领导反战运动同日而语，但至少它保证了公众知道克里的名字。

1974年，白宫最终公布了尼克松试图掩盖水门事件的录音带，随后，8月8日尼克松总统辞职。这场丑闻远没有就此结束，公众普遍对国家政治领导人产生不信任感。同时，在越南——越战导致克里对政府动机产生怀疑——美国军队也开始撤退。一年后，南越抵抗政权彻底溃败，西贡也失守。

十年放逐十年放逐（2）

与这些戏剧般的变化相比，约翰·克里——战斗英雄转为反战积极分子又转为政治候选人——正过着一个父亲、丈夫和法学院学生的平静生活。“不论有什么重大政治事件，学生约翰·克里只是观望。”《波士顿环球报》11月的一篇报道用了这个标题。克里，曾经登上全国新闻杂志封面并被普遍看做会在国会谋得前程的风云人物，现在“只是波士顿大学法学院的一个二年级学生，正在为宪法考试而烦恼”。记者克罗克·斯诺写道。

克里在波士顿远远观望华盛顿发生的一切惊天动地的变化，感到很满足，尤其是对尼克松的倒台。“想想发生了多少变化，想想过去这两年发生了多少事情。”克里对斯诺说。“当我为政府职位竞选时，尼克松还是总统，阿格纽还是副总统，我们对越南的介入还是件大事，而现在整个大环境全都变化了。”

还是在那次采访中，30岁的克里评价了他两年前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参加国会选举的经历。“充满了喊叫，充满了高强度的工作，让人极度亢奋。”他说，“作为一个候选人，你总是要在很多场合说很多话，你根本没有时间思考。于是你总会就一些你根本不懂的事情说蠢话。随后你又不敢承认你说过的蠢话，因为你担心那会让你看起来更加愚蠢。这样你就处于一个你并不喜欢又无法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