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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是中日拉锯战的中心地带,1942年的人口不足15万,不到民国初年的一半。1975年,浙江北部嘉兴地区人均耕地,是浙江人均耕地的2倍多。
30年以后,考察浙江的民主,我们发现,“北方人”在民主制度的创新上,不足“南方人”或者“中部人”的二分之一。不错,将“南方人”和“北方人”区别开来,或许有益于浙江的民主的阐释,可是,为了形成观点并创设讨论问题的基点,笼统地看待浙江的民主是有好处的,尽管有片面和固执的嫌疑。
不能从土地里刨出黄金和粮食,浙江人选择了外出。一开始是地少人多的环境使然,慢慢外出变成了习惯,习惯演进成传统,传统转变成文化。考察一下楼忠福同一时代的浙江私营企业主们,有多少人不是少小离家,外出谋事。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虽是女流之辈,也在那个时代,挑着货郎担,漂浮在中国的土地上,掘她的第一桶金。
比起那些出海渡洋的浙江人,周跑的并不算远。从明清两代就开始外出谋生的浙江人,有很多去了欧美,少数散步在非洲等我们平日根本不知道名字的国家。据说,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能够成功出逃,得益于浙江海外侨民众多,易于谋划,便于藏匿。
2004年冬天,我在杭州日报集团遇到当下颇为著名的时评作家徐迅雷。他的没读过几本书的兄弟姐妹,许多年以前就远赴欧洲,做起了侨民。徐的故乡是著名的侨乡,有数万人在海外经商,定居。
有些浙江人在中国和别的国家官方贸易尚未展开的时候,就经由种种渠道,打开了他们的国门。不是所有去海外做生意的人,都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风光。为了开拓海外贸易,客死异国他乡的也不乏其人。
问浙江人为什么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还敢于偷偷摸摸地做生意?我们不妨看看威尼斯商人:“威尼斯人的进取和追求利润的精神太强烈而且太必要了,不允许宗教上的顾忌长时间地阻止他们恢复以前与叙利亚的联系,尽管他们现在掌握在异教徒的手里——对意大利人而言,只要顾客付钱,他们的宗教信仰无关紧要。追求利润会背上贪婪的恶名,但在这里,它以最露骨的方式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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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浙江发生了什么》(3)
如果我们将威尼斯商人面对的宗教,比喻成毛泽东时代抑制商业的教条,将威尼斯人置身“无土可耕,无石可采,无铁可铸,无木材可作房舍,甚至无清水可饮”[6]的沼泽的生存条件,比拟成浙江人地稀人稠多台风的自然条件,就能明白温州人为什么在1970年代全国人民都在学大寨的时候,甘冒坐牢的风险,私刻公章,伪造介绍信,外出倒卖粮票、金器和银器。
逼迫浙江人走出“农业社会”的匮乏的自然条件,不限于土地的稀少。铁、煤、油等等工业原料的贫欠,也驱赶着“由农而工时代”的浙江人,闯荡外面的世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45种矿产工业储量潜在价值表明,浙江人均资源量综合指数,全国倒数第三名。
浙江濒临沿海与上海为邻的区位,一度也是劣势。作为海防前线,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经济工业布局,都过早地抛弃了她。1953年至1978年,浙江人均国有投资411元,全国倒数第一。再者,由于她有上海这样的“阔邻居”,民国时代的浙江工业资本,不足上海的1/16。[7]
中国古老的祸福相依的哲学,被最近30年的浙江经济再度验证。稀罕的计划经济国有投资,让他们少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上海富可敌国的资金和“星期天工程师”,给他们补给了人流,物流,信息流,技术流。没有国字号经济可以倚赖,扶持私营企业,就成了慑于政绩压力的官员不得不的选择。
事功的文化品格
追本溯源,非独自然地理条件,浙江人重事功、务实效、敢冒险的文化品格,也是浙江民主生成的要素之一。当然,人文要素并非直接作用于浙江的民主,而是通过刺激经济,进而由经济的成功影响到民主的生成。
惯常的说法是,永嘉学派重事功的文化传统,是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重商务实精神的来源。我的同行,新华社浙江分社原副总编胡宏伟,就从800年前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身上,探察到温州市场经济的“基因图谱”。[8]
历史上所谓永嘉学派,又被称作事功学派,最为看重经世致用。“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不少浙江文化人耳熟能详的这句话,便出自叶适之口。他认为功利与道义并行于天地之间,“既无功利,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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