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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十分关键的工作。在此基础上，领导者的工作就是掌握方向，同时，出主意帮助下属解决他们无法处理的难题。

我在担任常务副行长期间，向我直接汇报的人最多时有22个，绝大多数是副行长级。我与他们有定期的会晤时间，并以定期报表和进度表的方式进行沟通。平时，我不干预他们的具体事务，这一方面使我从日常的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可以思考一些战略性的问题，策划一些有长远价值的项目工程，而对于这些下属来说，则觉得授权很大，是对他们的充分信任。

此外，我允许下属犯错误。只要不是有意的错误，但是如果连续犯三次同样的错误，那么，他就必须被考虑调离。

每年，世行都有新任处长上岗的专项培训，每一次我都作为高管前去讲课。我常常用自己在世行的职业体会与这些新晋升的同事共勉：

――　永远保持平衡，遇到挫折不要过度郁闷，遇到好事不要太激动；

――　永远要设身处地地考虑问题；

――　有勇气接受你的下属比你做得更好，至少做得一样好，只有这样才能留住能人；

――　永远不要太喜欢权力，也不要给喜欢权力的人太多的权力；

――　不管你做得多高，始终不要忘记你的作用应是增加价值。

同时，我还用几个英文单词的对比来陈述我对同事间，上下级间，交往处事的看法和感受：

“Rough不等于Tough”――粗鲁不等于厉害；

“Loud不等于Strong”――叫嚷不等于有理；

“Harsh不等于Right”――严厉不等于正确。

我还常提醒道：世行人员来源，背景不同，切莫把人的　“客气”或“友善”（Nice）误作为“软弱”　或“可欺”（Weak）。用我们中国人的老话：不要欺负老实人。

反腐风暴：最有争议的正义行动（1）

世行第一次提出了反腐败是反贫穷的最大切入点，并且正面的把这个观点向全球领导者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发展中国家把反腐败作为本国执政的中心国策。

―――　克林顿

1944年，当世界银行还在筹备的时候，它的创建之父、一向主张自由市场主义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担心“世行成为美国人试图控制世界贸易、干涉别国事务的一种手段。”据他的官方传记记载，他为此与美国财政部长弗雷德·文森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以至于在返回英国的途中心脏病突发，一个月后不幸去世。

事实上，关于世行的属性一直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从理论上来讲，世行只关注经济发展，而不能干预政治，在银行章程上明文规定，“世行一切贷款决策仅仅考虑经济因素”。而在一份备忘中则写道：“世行绝不干预一个国家的政治问题。”

但是，权力本身就具有政治色彩，当每年数以百亿美元计的资金投向发展中国家的时候，掌握着贷款大权并且能够影响其他贷款机构的世界银行自然具有政治影响。在这一方面，国际舆论和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在上世纪50和60年代，世行曾经扮演过一个积极介入借款国内政的角色，60年代初，世行支持要求引进现代会计和管理制度的印度邮电部，与反对这项改革的财政部相对抗，最终以威胁中断电信贷款而帮助前者获得了胜利；1968年，世行更是拿着4000万美元的牧业贷款，强行推动巴西政府解除了牧业管制。而进入70年代以后，这些做法受到了广泛的质疑，世行变得谨慎起来，渐渐的放弃原先的那种强硬做法。

但是，到90年代之后，很多发展中国家出现了“统治危机”，而腐败越来越成为全球性的“瘟疫”，并对经济成长造成越来越严重的负面影响，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世行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贷款政策，在1990年，世行的法律总顾问便撰文认为，世行虽然无权评判借款国家的政治问题，但是可以考虑他们的“内政外交”所直接产生的经济影响。

当沃尔芬森上任之后，他明确而迅速地表明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在1996年年会发言上，他首次公开提出：“我们需要解决腐败癌症”。他第一次公开地表示，在世行支持的项目中，将不再容忍腐败，并将采取措施保证自己的贷款行为符合最高的道德标准。

他的讲话，在银行内外引起很大震动。

一些人认为，我们是否跃入一个多年小心躲避的雷区？

很多人，特别是人权和民主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