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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体现出血缘亲情、家国情怀的人际纽带和归属认同作用。

家国情怀决定了个人的行为导向和特征，也构成中国组织中人际结合的重要纽带和精神凝聚的核心理念。家国情怀已成为中国人文化心理深层次密码之一，有意识无意识地支配着中国组织和中国人的行为。时至今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以厂为家”、“两岸同属一个中华民族”，等等，家国情怀仍然是激励人心、凝聚精神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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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基本途径

塑造“人”的管理

由于“道”在寻常日用中，做事无非领悟、体会事物内在的“道”，使人的行为符合至道，达到“游刃有余”。做人要紧的是修身养性，恰当处理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达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天人合一”至善境界的过程。做事做人沿着“中庸”、“和合”、协调一体的思维向度努力，而非专业分化、人事分离的导向。做事就是做人，举凡渔樵耕读、商贾官宦、三教九流，无非维持生命、修身养性、提升人生境界的过程。做事的要害在于做人。“身教重于言传”，“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传统中国观念中，做事的人的品德、行为要比做事的方法重要得多，人格、道德修养方面的提升远比物质、事功方面的成就有价值。

因此，中国的传统管理重心在于“人”的培养、塑造，以对“人”的管理为中心，通过对人的管理达到事功、人性塑造和组织和谐协调的统一。

管理首先是培养人、塑造人，塑造人是解决管理问题的根本。没有塑造人作为管理的基础，其他方面的管理最多做到事倍功半，或者做到了也是无意义的。

为了塑造人，有效解决、协调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传统管理充分发展了“人事”方面，发展了一整套管理人、融洽人际关系、解决人际冲突的方法和手段。从“忠孝节义”、“用人之道”、“情理交融”，到如何处理、调节人群社会、生产活动以及个体身心，以维持和延续组织生存，成为中国传统管理的主要实现途径和显著特征。

总而言之，“人”成为中国人管理的起点和归宿。传统管理方式由“人”这个起点出发，走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协调，走向组织生存延续的实现。管理就是管人，做事就是做人。管理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塑造人。

道德、职能、信仰三位一体

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中，“管人”的核心在于造就人。

一般而言，约束、影响人的观念和行为主要有三个层次：习惯、道德性行为层次，职业规范层次（历史上主要是官员职守和政治规范），信仰意志层次。相对于现代社会尊重个体、尊重个性前提下的层次分化，中国传统管理方式讲求全面地、上下一体地、一以贯通地塑造、造就人。在传统中国观念和管理中，人是从一开始就被全面形塑和彻底造就的。道德化管理强调个人自身内在的修为，强调“修身”。技能、规范、功利等退居次要地位，“德行”是最重要的评价标准。管理过程更多依靠道德感化、榜样和楷模的力量、“身教重于言传”。这些特征与政治化管理强调的忠心、服从，以及宗教化管理强调的观念、思想统一结合起来，构成中国传统管理规范的道德化、政治化、宗教化特征，这些特征与管理中的职能培育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传统管理方式特有的“道德、职能、信仰三位一体”的塑造人和管理人的特有方式。这种三位一体的方式以“道德修养”、“职业操守”和“精神信仰”内在统一的基础和逻辑贯通，把家族血缘基础上的“孝”和社会政治、政府组织职业规范层面上的“忠”，乃至精神信仰层面上的“家国情怀”融汇、凝聚为同一的逻辑和精神指向。从个体道德培养、品德育化开始，到读书为官、进入社会后的职业规范、操守，直到精神所寄、情感所依，都纳入儒学为主的中国文化宇宙观、人生观指导下的人生理想追求当中。由此导致中国人出生伊始便潜在地是儒家理想人格认识中的“人”，应该，也只应该成为符合儒家理想人格标准的“人”。中国文化从道德习惯、职业操守、精神寄托三个层次，全面封闭地、一以贯通地、无可逃离地安排好了人的来世今生，形成文化、管理对人的全面支配。管理无非是一代又一代地培养和造就这样的中国人。

这种道德、职能、信仰三位一体塑造人的方式与西方大异其趣。西方基督教文化中也存在塑造理想人格的文化指向，但东西方理想人格的界定和指向不同：西方是在上帝和人类构成的世界中，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的理想人格；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