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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侦查能力。怪不得我逮不到他，原来我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鼻子尖下面。

这一天剩余的时光，由于没有了匿名短信的骚扰，总算是平静地过去了。

一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回到家，躺在床上，半梦半醒时，我突然意识到一个关键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之所以会受“狙击手”的气，多半是因为那些匿名短信，像蚊虫一样的有毒信息不断地围攻着我，令我心神不安。如果只是被他一味地监视，那倒也好，至少对方也是个男的，既然“狙击手”不嫌弃，那我也就好意思让他观摩，只要不涉及到其他人的隐私。对于长久的偷窥，我早已麻木不仁，置之度外了，如果能够彻底摆脱短信的骚扰，那我大可从此眼不见为净，安心地过自己的日子。

想到这儿，我霎时有了主意。

第二天，等家里没人时，我来到了座机旁边。

连续一个星期没有充话费，我估计自己的移动卡余额不超过五元钱了。我打开了手机，居然没有再收到短信。这样更好，我思量着，拨通了自家座机的号码，然后把座机话筒放在茶几上，让它们一直保持着通话……

直到我的移动卡停机。当天下午我就买了新的一张卡，这样一来，那个不要脸的“狙击手”就再也无法向我传达恶毒信息了。因为我琢磨了一晚上，想透了一些看似神秘费解的事情。其中之一便是，当初我的手机号码是怎么被“狙击手”弄到的。

记得上次我和羊羔疯等一众人等前去龟屯的公交车上，曾有两个人借用过我的手机，现在回忆起来，再同那个清洁工老伯所描述的一比较，不难猜到，当时公车上那个白净的年轻人便是“狙击手”了。当时一定是他买通的同伙，也就是那个农民工大叔拿来我的手机，偷偷拨了“狙击手”的号，迅速删掉了那条通话记录后，又把手机还给了我。

将新的SIM卡装进手机之后，我顿觉神清气爽，痛快无比。终于可以毫无顾虑地过上大年三十咯！

我当即拨通了羊羔疯的号码，将此事告知与了她。

这一天晚上，由于是除夕夜，所以广场上的人很少很少，绝大多数人都聚在家里吃年夜饭，看春晚。天空飘着小雪花，我们支起布蓬，几乎守着空桌子干坐了一晚上，最后早早地打烊回家了。

为了迎接明天的大年，我特意把衣服整理了一番，决定第二天换做一身深色的皮夹克去串门。在把穿了十多天的枣红外套放回柜子前，我习惯性地掏了掏每个口袋，最后居然在一个很大的侧兜里摸到了一个方形事物。

又是一个监听器！这个拇指盖大小的东西便是多日来的祸根了！想来，我与那“狙击手”也算是面对面不止一次了，只是我从想到过会是他。比如——

还记得为丽丽买福娃玩偶那天，我无意中在超市撞到了一个来买泡面的年轻人，那人皮肤白皙，好好地却偏要离我那么近，无非是要找机会将这枚监听器放入我的口袋。因为在前一天晚上睡觉前，我已清清楚楚地告诉了丽丽次日要到那个超市去，那“狙击手”当然不会漏掉大青蛙玩偶监听器传来的讯息，早就潜伏在了超市中，只等我和两个小丫头踏入玩具区，他再伺机将这第二枚监听器“送”给我。

当然，以上全都是我的猜测和推想。不过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这些推理是站不住的。

春节我过得着实很快活，丝毫也再没受到有毒短信的干扰。大年初一早上小凌凌还跟我通了长途电话，我们互道了新年。她再次严正地警告我，不要打别的女孩子的主意，更不许谈恋爱。

幸亏小凌凌还不知道我跟静香在一起工作的事情，否则非得连夜杀到我身边不可。

休息了三天后，大年初四我们的烧烤摊重新开张了，生意的红火可想而知。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自那天以后，羊羔疯每天晚上都要到这里逗留片刻，看一看我们忙碌的情形，待到人迹渐疏时，又会悄悄离去。

转眼间，已经到了正月初十。

晚上十二点，我和静香像往常一样，忙活得昏天黑地，没有了时间观念。

燕茹姨将一个盛满了鹌鹑蛋的盘子递给了我：“送到四号桌。”

我小心地端着盘子，来到四号桌前放了下来，看到桌边抱臂端坐着两个小男孩，俩人像双胞胎一样，穿着同样款式的牛仔服，还戴着怪里怪气的兜帽，将脑袋遮得严严实实。我尽可能不让那盘子碰到两双稚嫩的小手。

突然，其中一只手以闪电的速度抓住了我的胳臂，狠劲儿地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