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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立性不断加大。另外也存在着使历代王朝劳心的气候、经济和政治上的差异，这些无法消除的差异造成了中国南北方不同集团利益和观点的相左冲突。袁世凯死后，外国势力阻碍了中国的统一，而其后任不间断的争夺权力的斗争把他们逼人绝境。首先，中央控制不了地方势力在通商口岸古据的战略资源，并且其权威得不到地方的认可；第二，帝国主义列强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具有极多的利益和强大的实力，这使他们能几乎完全控制了整个省份；第三，五国财团内外的外国银行可以用它们的生杀予夺来造就和瓦解中国的各届政府；最后，来自国外的新思想和技术一狗范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和易卜生的个人主义到铁甲的火车和自行车，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中国正在进行着的文化革命进程和旧秩序的瓦解。

1916　年至1928　年间，中国被混战不休的军阀（或地方军事首领）瓜分；这种情形在一些边疆地区持续了更长的时间。这些军阀实际上处在两个时代之间。他们既不处于以往两个王朝间的转折期，只需一场“换汤不换药”的变革能够导致一个新王朝的诞生。但他们也不是怀有建立新秩序志向的近代化领导人。他们扩充并用近代武器装备的陆军，使用铁路交通和内河汽船航运工具，能够更容易地在他们的地盘上耀武扬威，但他们不可能创造出新的政体。革命党人在1911　年有党无兵，没能掌握权力；如今的军阀，有兵无党，同样地软弱无力。他们不断利用、滥用国会和口号正好说明他们缺乏充分的原则和制度。1913　年以来，军备复兴，党派却分崩离析。没有人能够将新兴的军事力量和新的政治组织结合起来。军阀统治下中国的政府崩溃了，人民承受了深重的灾难，中国社会在一个世纪的衰落之后到达了混乱的极点。

当年成百上千满身勋章的指挥官们率领各自的军团互相搏杀的历史场面中具有某些典型特征。首先，一名军阀必须有强悍的个性、下属和军队。他面临的问题首先是训练他们，赢得他们的忠心，然后是发给他们军饱，供给他们装备。为了做到这一点，他需要从一个大城市、一个省、一条商路、铁路的收入那里，从其他军阀或外国势力那里得到支持。一个地区的地理环境可能给予他战略上的优势，但这个地区的人民只能向他提供军粮和壮丁。这一点和在农民中得到支持的现代游击战争“根据地”具有本质的不同。典型的军阀部队在当地人民中毫无基础可言，他们征税并鱼肉乡里，无异灾星，人民对他们敢怒而不敢言。当一支军阀部队开进一个新省份时，往往至少能暂时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他们可以抢掠一空后开拔走人。

但是武力只有经过合法化后通过制度体现出来，才能真正产生政治效力。所以军阀们力求获得正式委任、确认官印和委任状并动辄以“促进公益”和“爱国”的名义来美化其行为。简言之，他们需要文人政客和文职政府的支持。割据混战的军阀并没有其他统治方式来代替军队。这种平衡的改变，部分是由于中国传统文职政府权威和价值观的瓦解，同时军阀部队新的军事技术能力、更大的机动性和更强的火力也未得到相应增长的新型政治体制的制衡。这当然已经成了近代世界史上的一个主题：物质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人民参政率的提高。从这方面来看，军阀混战并不像外国人所认为的是中国的旧传统，而是一种近代化发展不平衡的产物：军备增长速度超过了能够控制它们的政治体制的发展规模。

最后，我们对军阀本质的认识一直不很明确。一方面，军阀们是如此贪心和卑劣，不时背信弃义地使用诡计，几乎使人想起《　二国演义》　中“多智而近妖”的人物。但当旧的权力结构失去首脑，它的下层机构却还继续存在并努力在更高的层次上建立全国性的机构。军阀们最终要达到的是政治目的，于是他们寻找各种制度上的认可来加强和扩张他们的权力。他们可以与国会和咨政会合作，甚至召开各省军事首脑会议。由于他们缺乏从事近代政治活动的组织能力，互相争斗的军阀们始终无法超越地方割据的层次。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承认中国国家的存在。在此期间，北京政府继续对外行使外交职能并保留、维持了多项行政职能，无人打算改朝换代：时代已经变了。军阀和军阀之间、国会议员之间以及军阀与政客之间的各种争斗经历了各个阶段的变化，但大势所趋，国会不断被削弱，而国家则日益分裂。起初，梁启超和其他一些原来的“进步党”成员组成了一个“研究系”，在总体＿上努力寻求与北京政府的合作，但遭到南方国民党余部的反对。随着控制华北和华中12　省的北洋军阀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