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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清廷服务，而是将精力放在深入研究明朝灭亡原因的写作上。他对宋明理学提出了批判，同时也抨击王阳明一派的“心学”思想。他正确地指出，王氏的“心学”主张已然背离儒经而渐入禅道。他对八股制艺也大加鞭挞，认为这束缚了中国人的思想，使得国人在面对异族的入侵时只知空谈而一筹莫展。顾氏认为“八股”之为烈甚至超过秦始皇的焚书之举。

为挽救上林，顾氏提出“经世致用”的口号。但他对“宋学”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反对儒家的经典。相反，顾炎武是清代“汉学”的奠基者，主张以宋以前的古籍为标准研究传统文化，认为汉儒去孔孟不远，他们的著作更近圣人本义而无理学的搀杂。“宋学”则受到顾氏等人的批判，尽管其地位一时难以动摇，但清代学界的创新思想却大都是来自朴学（汉学）学者。

朴学学者注重归纳方法的使用及名物的训话考据，主张原典实证。这套方法首先应用于音韵之学，后推广至文字学、词源学及考据学等研究领域。这种“考据之学”大大拓宽了古典学术研究的视野。确实，这种方法有助于辨别古籍的真伪。如一位学者，在精研《　尚书》　30　年后，通过考据的方法，得出《　古文尚书》　系伪经的可信结论。这样，汉学经过顾炎武等众多学者之手，在清朝成为批判研究中国古籍的一门显学。

有人认为朴学反映了中国前现代时期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但所谓“科学研究方法”只限于文学研究，并不涉及自然科学与技术。中国许多朴素的科技发明和发现大多来自于热爱自然界的道学而非孔门学者。中国对自然万物认识的萌芽，从未像西方现代科学那样有意识地予以条理化和制度化。清代学者仍旧只限于书本研究而与实验等实际操作无缘。

清代对理学思想的重新评估在当时的主流思想界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戴震（1723　一1777　年）曾批判朱熹的“理”、“气”二元论。宋儒由于受到释老二氏的影响，将“理”视为先天存在的起决定作用的超验实体，对此戴震针锋相对地提出，“理”是万物的内在结构，强调“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认为“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用“理存于欲”的命题反击了理学家所谓“去人欲，存天理”的说教。仅仅儿句话无法全面介绍戴氏的思想，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即像戴震这样自成体系的思想家修正了“宋学”，但他并未推翻“宋学”。朴学家的贡献其实仍未跳出传统的藩篱。

官方对学术的控制

18　世纪时的大多数学术研究是在朝廷的控制下进行的。雍正帝曾兴建大量学术机构以吸引学者，乾隆在60　余年的漫长统治生涯中，命人编撰了57　部大型图书，清代的学术研究都不同程度地依赖于政府、例如，戴震出身布商家庭，本人靠在权门坐馆教书为生。他在1773　年被乾隆任命为《　四库全书》的主编之一。该书广收前代书籍，分经、史、子、集四部，用1　。　5　万名抄手费近20　年之功才‘抄写告成。《　四库全书》　起初以《　永乐大典》　为蓝本，但实际为3　。　6　万余册，远远超过前者的11095　册：全书共缮写了七部，《　四库全书总日提要》　对其中的全部著作做了介绍和评价。

在编撰《　四库全书》　的十多年中，清廷篡改、销毁了反清或诽谤前代异族政权的著作在这场浩劫中，共有2300　部书被列为禁书，还有350　部亦被禁印，这些书的作者也都受到厂迫害，甚至连碑文中的姓名也被挖掉。当时的“检察官”说，书中虽无大逆之言，然多有沽名之谈，焚之可也。又如，当时某人编写词典时不慎犯了孔子和皇帝的圣讳，一家22　日全被押往京师问罪，他本人被斩首，两个儿子及3　个孙子则发卖为奴。

充满文化情趣的生活

为了罗致知识分子，清政府主要依靠的是缙绅阶层。在文化领域内，平民百姓并无多少露面机会。对他们而言，道教和佛教思想仍是他们对宇宙万物看法的来源，而他们关注的中心仍不外是家长里短一类的事情。我们对“地主”已有不少了解，他们往往出身书香门第，居住在城市中，有办法也有闲暇来赏玩林泉、古董或习字作画。他们还常常阅读小说，或去戏楼观剧。明代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及清代的斗彩瓷器自然远在风靡欧洲之前就为中国文人雅士所珍玩。这些入侵润在中国伟大的文化传统之中，无不精于古董的收藏和鉴别。这是他们所受教育的自然结果。他们充满了人文理想，一心沉洒于传统的价值观之中。

这种充满文化情趣的生活，主要集中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