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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一点反应也没有呀？”�

“反应，什么反应？”我吃惊地问。�

“你这小伙子，明人不说暗话。别说到时我没有提醒你呀，你不见别人整天在忙么？”他又拍拍我的手，“别把自己搞被动了，把事情搞糟了，你不比我，我老啦，无所谓，你还年轻，应该有所作为。”�

“别开我的玩笑了老牛。”我谦虚地说，“我只想把毛笔字练好，全靠你指点了。你常说的那句话很有道理，该你的躲也躲不掉，不该你的，抢也抢不来，就象你当年的那顶右派帽子。一切都是命定的，我信奉宿命、无为的观点。人不要患得患失，要学会知足常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点我非常羡慕你的。哎，老牛，我发觉呀，恐怕写毛笔字、画画和练气功的高妙之处还在于和现实的某种妥协和规避吧，你看，官场失意的知识分子几乎都练一手好毛笔字。”�

“你说的那是调研员——你骂我呐！”老牛孩子般笑起来。�

三

老实说，尽管我从本能到理性均对东方式的“官本位”和“权力崇拜”思想充满厌恶甚至仇视，这种延续几千年至今仍主宰着相当数量的中国人的封建思想早就成了人格奴性的渊薮、阴谋诡计的温床以及民主和自由的天敌，但这个主任的职位对于我而言，并非没有一点吸引力——这正如用一根骨头引诱一条狗和用一根骨头引诱一群狗效果迥然不同一样，谁也不愿意因抢不到骨头而冒低能的嫌疑，何况我也不是傻子。尽管我的脑子里装了不下一万个英语词汇而我的骨子里依然是个十足的中国胚子。中国人嘛，几千年的斗争史、贫困史使我们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善于争斗的细胞，槽中无食猪拱猪嘛！连伟人都说过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几十亿人不斗行吗？联合国是干什么的，不就是一个斗争的舞台嘛。即使一个白痴也明白权力对于中国人而言意味着什么，而且凭心而论，对于这个职位，我还有一种当仁不让甚至唯我其谁的优越感呢！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心怀鬼胎卑鄙无耻，――做人嘛！�

但我还是敏锐地预感到危机四伏。我的最大劣势在于我涉世未深，少不更事，所有的外交知识和斗争经验均为书本上的间接经验；而且我那参加过解放战争的父亲的北方汉子血液流进我的血管，使我控制不了口无遮拦的嘴。我过于直爽过于显露锋芒，这种连我自己也憎恶却挥之不去的德性，在和更善于搞权益之计的机关人相处时常常显出稚嫩和被动，祸从口出嘛！�

我除了从书上获取知识以外别无他途，于是下班回家后，我从书柜里层翻出两本旷古绝今之书，这两本书以前囫囵吞枣，从未仔细看过。一本是马基雅弗利的《霸书》（又译作《君主论》），一本是李宗吾的《厚黑学》，中外合壁，各有千秋。每逢下班后，我便闭门不出，反复研究，仔细领会。马基雅弗利的理论核心是“目的说明手段正当”——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因为人本性上是自私的，忘恩负义的，易变的，奸诈的和贪得无厌的，故而在关键时刻，就不应考虑正义与不义，仁慈与残忍，可嘉还是可耻，一切考虑都应放置一边，唯一的目的就是成功与否。他还说，慷慨不如吝啬好，大度不如小气好，因为人在本质上是自私的势利的；仁慈不如施威好，因为人在本质上是凶恶暴戾的，让人记住你敬畏你的最好方式不是给他一粒糖果而是一记拳头；杀人之父比夺人财产好，因为人们总是轻易忘掉他们父亲的死却极难忘记他们财产的损失；守信不如失信好，因为人本来就是言而无信的，别人不守信，你守信反而对自己不利……李宗吾在《黑厚学》中也宣称，古今中外，凡大雄大奸，帝王将相，无不脸厚莫不心黑，以此欺名盗世！刘备凭脸厚哭出了江山，曹操凭心黑盗得了社稷，刘邦朱元璋更是既脸厚又心黑……一方面虽然我有茅塞顿开拨云见日拍案叫绝之感，一方面却对这两位深谙权术之道的高手自身的命运感到迷惑不解。他们不但没有运用自己的理论平步青云飞黄腾达，反而悲惨之极：老马虽一度附炎趋势，地位显赫，却不料聪明过头地参与反复辟斗争而锒铛入狱，四度受刑罚，出狱后被逐出佛罗伦萨，隐居于自己荒芜的庄园，郁郁寡欢，没落而死。李宗吾也在贫困潦倒中凄凉地死去。�

看来读书人至多成为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附庸阶层，至多成为一个阴谋的鼓吹者却永远无法成为阴谋的实践者。教育本身使人思想进化充满智慧也使人胆小怕事意志懦弱。所谓秀才做事，三天不成是也。读书人除了具有一切常人的劣根性之外还或多或少地有点心理洁癖、自恋狂和女性化，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