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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四方；尤其是恩师陈孔立教授大病初愈后，不但审阅书稿，“　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还为拙著题签作序”，万般感激之余，更是加重了杨锦麟的不安。

《李万居评传》的序言中，陈孔立这样写道：“　我想说的是，作者之所以能把李万居这个人物写得有时代感、立体感，就是因为他不是就李万居写李万居，而是把李万居放在当时的台湾、台湾与整个中国，乃至放在国际环境中进行考察。”他最后的结论是：“　本书的学术价值不囿于一部历史人物评传的范围内。”

也正是因为这个序言，还引发了日后的一件美谈。

出书既为文人之盛事，自然格外看重。早年是恩师为自己得意门生作序，门面生辉，若干年后则由杨锦麟执弟子礼，以“　拜读”的恭谦，阐发心得，是以为序——师生情谊之间，这不能不说是饶有趣味的一段谈资。

2004年，陈孔立教授新著《观察台湾》付梓出版，业界评价这本台湾学研究的“　精要之作”，将成为后来者研究这一时期台湾政治变迁的“　历史证言”。著作具有如此份量，想必这位年逾古稀的老先生对新作序言的人选，也是思量再三。最终，他还是把任务托付给了早年的弟子杨锦麟。

陈先生当然是有眼光的。

这不仅仅是多年的师生私谊，性情上相互知晓，彼此投契，更因为学问见识上的传承，——“　没有自己的看法不写文章”，这是陈孔立教授在书中反复强调，也是多年来他一以贯之的治学态度。对此，杨锦麟评述道：“　作为一位有责任的研究者，他的所有观察分析和研究，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刻意迎合和揣摩官方或上级的旨意，更不是为了争取媒体的能见度，写一些未必是官方立场，但希望哗众取宠的文章。”他批评这种在大陆和海外屡见不鲜的作秀，“　博出位”、“　政治扒粪”既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无助于增进两岸之间的了解沟通。在他看来，陈先生研究台湾问题和其他政治现象的态度、立场、宗旨和出发点，与之截然不同，因而更加难能可贵。杨锦麟继而顺理成章地阐明自己的观点，“　研究台湾问题的学者，从事对台工作的官员，都应该对台湾和台湾人民有真实的感情，要学会用台湾人的眼睛去观察，用台湾人的心情去感受，这样才能做到真正了解台湾，了解台湾人在想什么。”“　这必须是一种设身处地，也是真正了解台湾的必须前提。”

杨锦麟推崇陈孔立和他所代表的“　南派”学者的孜孜以求，认为陈老先生“　则是这种实事求是研究台湾问题方法论最突出的集成者”，而这也是杨锦麟矢志效法追求的一个典范。作为一个长期研究台湾问题的有责任心的学者，借老师专著出版，杨锦麟直抒胸臆，终于说出了多年一直想说的话。

言归正传。直到1992年，由香港林耀明基金会慷慨资助，一个在###奋斗的战士李万居，经由大陆学者杨锦麟的发掘、笔润，最终获得了新生。

整本书谈不上所谓的包装设计，浅绿色的封面上只简单地印着书名、作者姓名，内页的纸张很脆且薄，每一页都印的密密麻麻，如今也已经泛黄，根本无从和现在装帧考究、外表看上去很是阔绰富裕的出版物相比。但这洋洋二十多万字的专著，所取得的开创性成果，其价值自然也不是秀外而内空的快餐读物所能相提并论的。

从提笔到出版，时隔八年，《李万居评传》终于尘埃落定。虽然，这时的杨锦麟已身在香港，成为了香港新移民，然而，他将这部自谦“　可作为研究战后台湾政治社会发展史的辅助参考”著作的荣誉，始终归功于母校、归功于母校台研所的栽培。

“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厦大十年（6）

六、特别想感谢、特别要感谢的一个人

历时八年成就此书，杨锦麟需要表达谢意，恩师、友朋，所有提供过帮助的人当然都不在话下，既发自内心，也依循惯例。

新书出版的时候，还有一种特别的情感，不吐不快，并且只能对一个人，在书的后记，杨锦麟把看似平淡的一笔，重重地落在一个人，那个已成为自己妻子的女人身上。

大学毕业，杨锦麟恋爱了。确切地说，应该是开始谈对象了。

没有什么浪漫的过程。

那天，系里某位热心的老师为杨锦麟介绍了对象。都是厦门同乡，没有丝毫言语不畅、习俗不同的沟通障碍。例行见面“　相亲”，男女双方都是第一次。娴静大方、朴实善良，女性让人称道的品行，面前的这个姑娘皆有，何况她正值青春韶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