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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但所有人都叫他巴比。斯坦利认得他的小单车,蓝色,装着两个事实上碰不到地面的辅助轮。每个街区都有一个巴比这样的常量,年龄在八到十二岁之间,戴着色彩鲜艳的头盔和护膝,在树荫覆盖的住宅区人行道上嘎吱运转,像上足了发条的机械玩具。
邮差前天来过了,巴比说,仰头看着斯坦利,头盔盖住了他的额头,右边脸颊上有一块深色的污渍,灰尘,又或者早餐的榛子酱。
很好,布莱德利,我相信邮差每天都会来的,聪明的年轻人,谢谢。敷衍,心不在焉,他对孩子没什么耐心。花圃被挖过了,这年头谁还会真的把巧克力蛋埋在泥里?彻底的愚行。斯坦利把厚厚一沓邮件拽出来,重新关上信箱。
另一种邮差,不是报纸邮差,是盒子邮差,巴比解释道,两只手一起比划出包裹的方正形状。他把盒子放在花盆后面,我看见了,他让我告诉你,但我忘记了,因为崔西和她弟弟邀请我去玩赛车,没有人赢得了崔西。然后又有另一个先生来了,斯坦利先生喜欢赛车吗?
他蹲下来,看着男孩,一枝萎蔫的黄水仙被压在单车车轮下面,没有任何拯救的希望了。布莱德利,仔细想想,什么“另一个先生”?他做了什么?
“另一个先生”看起来就像电视剧里的联邦探员,他想必绕着房子走了一圈,因为当巴比骑着车拐过街角的时候,他正好从分隔两个花园的小路里走出来,其余的巴比不记得了,他这个年纪的孩子,世界是按小时计算的,前天就和1979年一样遥远。斯坦利先生大步跨过车道,从种着天竺葵的花盆后面捡起包裹。
包裹边角被昨天的雨水浸湿了,硬纸板变得软塌塌的。寄件人栏填着的名字如此潦草,根本看不出来是什么。他剪开纸盒,里面是一个裹在防水袋里的笔记本,没有信封,也没有纸条。他摸了摸盒子内侧,确保自己没有遗漏任何东西。软皮面笔记本躺在餐桌上,仿佛凶杀案的物证。斯坦利交抱着双臂,盯着它看了好一会,才拆开防水袋,翻了几页。
“见鬼。”他说,虽然厨房里并没有别人。
——
事情变得更糟的第一个征兆是停在街角的小型厢式货车,深绿色,两侧车门上都有黄色条纹。车厢上喷涂的花束已经褪色了,商标和名字都被厚厚一层涂鸦遮住了,只剩下“公司,专业园丁,除虫”这几个零碎的词。没有人多看它一眼,毕竟按小时计薪的清洁工和园丁常常在这一区来来去去。这辆深绿色的小货车像不声不响的寄生虫一般,每天守在一个不同的花园前面,偶尔有穿着深绿色带黄条纹制服的“专业园丁”大张旗鼓地把刈草机、铁铲、喷雾罐和工业手套从车里搬下来,过一会又搬回去,但斯坦利不禁留意到安装在车厢顶部的通风装置,园艺工具恐怕是不需要这个的。当时他在一家名叫Aigrette & Füssen的热带病学实验室工作,大多数时间都在为船舶和航空公司写冗长乏味的检测报告,开车往返需要一个半小时。收到包裹的第四天傍晚,当他比平常早了十几分钟到家的时候,绿色货车就停在门外,挡住了车道,在斯坦利按了几次喇叭之后才懒洋洋地挪开。
笔记本被藏在书架最显眼的地方,夹在一本庞大的词典和一堆从来没有人看的年刊之间。斯坦利的第一反应是寻找笔记的主人,但他似乎凭空消失了,关于杰森·科尔曼博士的新闻终止于慕尼黑,他原本有一个细胞免疫学演讲,但因为“交通原因”取消了。斯坦利短暂地考虑给莱恩·辛克莱打电话,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不希望引起不必要的注意,谁也说不清楚电话那头有谁在听。
包裹寄到后的第十一天,“另一个先生”登门造访。
他是一个人来的,灰色风衣让他看起来像个脱离了实体的瘦削影子,年龄在二十七岁到九十二岁之间,取决于用什么角度观察。在那个特定的四月下午,斯坦利认为他像个缺乏同情心的牙医助手。他把证件举到斯坦利面前,亚瑟·弗格森探员,中情局。我们能谈谈吗,没什么需要担心的,这不是一个正式的调查,只是资料搜集。谈什么?自然是关于科尔曼博士的,斯坦利先生,他已经失踪一个月了。
“失踪。”斯坦利重复了一遍这个词语,探员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并没有脱掉风衣,像一团凝结的雾霾,“怎么样的失踪?”
“‘没有人见过他’的这种失踪,”弗格森翻开一个小记事本,像是要确认一下自然界总共有多少种不同类型的失踪,“慕尼黑机场的监控录像拍到了他,这是能够确定的最后目击证据,没有出境记录。除非博士随身带着火箭喷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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