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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罗·威尔逊欧洲之行（2）

威尔逊性格的这一面从他挑选参加和会的人选上就暴露无遗。他本人是其一，豪斯是其二，他常被威尔逊戏称为“另一个我”。另外，他还不大情愿地选择了国务卿兰辛，因为不让他参加不合常理。当初，威尔逊非常欣赏兰辛的博学、一丝不苟以及谦逊，但到1919年这种喜爱已经转变为愤怒和鄙视。事实证明，兰辛很有头脑，但想法经常与总统相抵触。威尔逊向豪斯抱怨：“兰辛没有想像力，缺乏建设性，基本上没有任何能力。”豪斯记录这句话时非常高兴。第四位是塔斯克·布利斯将军，作为最高战争委员会的美军代表，他已经在法国了。他足智多谋，喜欢拿瓶酒躺在床上读希腊文原版《修昔底德》（Thucydides，前460？－前400？，希腊历史学家——译注）。许多美国代表团的一般成员都认为他不再年富力强了。不过，和会期间威尔逊只在五个场合和他谈过话，所以似乎并无大碍。总统选择的最后一位代表是迷人、和蔼，已经退休的外交官亨利·怀特。他事业的鼎盛时期是在战前，威尔逊夫人不久将会发现，他的出席在礼仪方面很有帮助。

当时，威尔逊的选择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并从而引起争议。“一群财迷，”前共和党总统威廉·塔夫脱说道，“我敢肯定他们将一事无成。”虽然许多共和党人曾积极支持战争，也认可国联，但威尔逊故意冷落共和党人。甚至连民主党最忠实的拥护者，都督促他选择诸如塔夫脱或任职于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共和党参议员亨利·　卡伯特·　洛奇等共和党人，但威尔逊却以各种不能令人信服的理由拒绝了。真正的原因是他不喜欢、不信任共和党人。这一举措的代价是巨大的，不仅降低了他在巴黎的地位，也破坏了他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新秩序的美梦。

与其在巴黎的亲密同僚劳合·乔治和克雷孟梭不同，威尔逊始终有点令人费解。他究竟是位什么样的领导呢？一方面引用《圣经》中最高贵的语言，但同时却对异己冷酷无情；一方面热爱民主，但却鄙视大多数同行；一方面力求服务于人，却朋友寥寥。他真是如泰迪·罗斯福所认为的那种“前所未有的虚伪冷血的总统”吗？或者他是贝克所认为的那种如加尔文或克伦威尔之类少见的理想主义者吗？

威尔逊渴望权力，立志干一番大事业。他那种善于使自己的决定既必不可少又名正言顺的能力或者说是自欺，把他性格中的这两面结合了起来。正如大战初期美国保持中立有利于美国及全人类，美国最终参战就成了反对贪婪与愚蠢，反对德国，争取公正、和平与文明的正义行动。如果没有这一信念，威尔逊在巴黎绝不会有如此表现，而它也使威尔逊不容分歧，无视其他人的合法要求。在他眼里，反对他的人不只犯了错，而且是邪恶的。

和德国人一样，决定参战对威尔逊来说是痛苦的选择。他曾试图在协约国与同盟国之间达成某种协议以求和平，甚至在双方拒绝其调停、德国潜艇击沉美国船只、罗斯福等反对者攻击他胆小怯懦以及他的内阁一致赞成参战时，威尔逊还在等待。他最终决定参战是因为德国已经让他别无选择了。1917年4月，在请求国会宣战时，他说：“把热爱和平的美国人民卷入战争，而且是有史以来最残忍、最具灾难性的战争是可怕的，这场战争将以文明为代价。”在威尔逊看来，德国，至少其领导人罪恶深重。德国人或许可以救赎，但同时必须接受惩罚。

从摄于1919年的照片看来，威尔逊面若死灰，就像殡仪馆工作人员。但现实中的威尔逊英俊潇洒，轮廓分明，体格瘦削，颇有布道师和教授的气质。他注重理性与事实，认为在5月13日抵达欧洲是吉利的，因为13是他的幸运数字。他非常感情用事，不相信别人的感情。如果这样能带领人们向最好的方向不断前进，当然再好不过了，但如果像国家主义那样使人们失去自制就非常危险了。劳合·乔治从未摸清他的性格，他给一位朋友列举了威尔逊的几个好品质，如：善良、真诚、坦率，然后又补充了几点不好的：易得罪人、倔强、虚荣。

在公众场合，威尔逊一向严肃拘谨、态度生硬、非常正式，但和朋友在一起时却非常可爱甚至调皮，尤其善于和女人打交道。他一向很有风度，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但在和会期间却经常发脾气（也许他在巴黎中过风）。他喜欢用双关语或五行幽默诗，并爱用简单的小故事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还喜欢模仿各地口音：苏格兰或其祖先爱尔兰人的口音，或在华盛顿为他工作的那些南方黑人的口音。他饮食有度，最多有时晚上喝一小杯威士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