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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讲的三件事情，虽然是汪孟周酒后的牢骚话，但内中所说的都是外界所不知道的。在一九二九年一度会到胡适之后，差不多十九年没有见面。在这期间，他当过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抗战期间又当过驻美大使，联合国第一次成立大会主席之一，成为全世界闻名的学术界领袖。

再度会面 更加亲切（1）

胡适的声誉，遍及全世界。在抗战前夕，日本政论家伏室高信特地到中国来访问他，说是“日本民间只知道中国有三个名人，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梅兰芳，另一个就是胡适。”这位政论家把谈话记录，刊在一本叫做《亚洲内幕》的刊物中。在美国人的心目中，胡适是中国人中声望最高的人，所以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也因他声誉崇高而特派他为驻美大使，我心想以后再也无缘见到他了。

待到抗战时期，我的医务生活大非昔比，由一个竹布长衫开始的清寒学生，居然也挤入上海时医行列中。在这时，我积蓄了一些钱，在威海卫路二号，造了一座四开间三层高的洋房，正门对着跑马厅的大门。

我的洋房的三楼，因为自己没有用处，战前租给现在香港的一位巨商王宽诚。初时收租金四百元，到抗战末期，币制贬值，拿这个租金，只能买到若干香烟，一到胜利，王君生意发达，他就迁移别处。

我受到货币贬值的教训，就再也不租给人家了，把三楼四间房间，三间改成客房，一间改成客厅，专门用以招待外埠来的亲戚朋友。那时节最高法院院长焦易堂卸任之后，改任中央国医馆馆长，我就招待他住在我家客房中很久。

我太太的大姊王丽芬女士，嫁给科学界名流吴有训。吴早年留学美国，得到物理学博士学位，战前发明了弹道力量的计算法，得过奖状。回国之后，担任清华大学物理学院院长，抗战时期，率领许多学生到昆明开办“联合大学”，他是早期科学家中数一数二的人物，钱学森是他的助教，后来得到诺贝尔奖金的杨振宁、李政道是他亲自授课的弟子，而且好多科学家到美国去深造的手续都是吴有训一手包办的。

我与吴有训谊属襟亲，一九四六年他从重庆飞来，当然住到我家里。吴氏具有科学家的脾气，谈吐爽朗，为人和蔼。他说：“我是公教人员，住不起旅馆，只好来打扰你了。”我说：“不论你住多久，我都极端欢迎。”他住了两间房，另外一间作为他的客厅，一间他用来招待他的朋友。

他的伙食，都由我的太太指挥女佣按时供应，吃的都是上海家常菜。他清苦了多年，饮食向来简单，一到上海，吃了我们家庭菜认为是异常的享受。但是科学家的脾气，从不说一个谢字，我也从不问他招待的是什么人。有一位很瘦很长的客人，他介绍说是梅先生，即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很喜欢饮酒。但吴有训对酒从不沾唇，所以常拉我作陪，因此我也认识了大名鼎鼎的梅贻琦。

有一天胡适光降，他是赴南京开制宪会议，到了上海专程来拜访吴有训。他一见我，还能说出我的名字。那时他住在国际饭店，离我家近在咫尺，他晚上应酬很忙，中午自己上菜馆太不方便，知道吴有训吃得好，于是到我家来吃中饭。我素来讲究饮馔，所以也特地为他做了几只好菜。这时徽菜中的名肴，早已悉数成为上海菜式，所以他对我家的家庭菜赞不绝口。

胡适无论饮酒或讲笑话时，对时局问题，常避而不谈。那个时期，他的家乡安徽，差不多一半以上都已变色，他只谈到他的家乡绩溪龙井乡上村改为适之村，共有五百多个户口，他家门口被写了八个大字“胡适之家，不可乱动”，他家祠堂已改为五四运动展览会永久会场云云。胡适谈到这点，认为那位北大图书馆馆员，看来还不会难为他。

胡适后来差不多天天早晨到我家来吃粥，吃罢之后，就同吴有训出去接洽各种事项，中午又回来进膳。那时节我诊务很忙，除了在进膳时略与周旋之外，其他时间，我只管看病。只有一次，他来参观我的藏书室，见到我所藏的医书有六千种之多，他说：“一个中医，藏有医书如此之多，是我所意料不到的。”我又带他参观我贮藏的许多杂志，如《甲寅》杂志、《新青年杂志》、《国闻周报》、《逸经》、《论语》等数十种，都是由第一期起全部完整而经过特别装订的。只有商务出版的《东方杂志》，实在出版得太早了，大约在光绪二十年出第一期，所以我只搜集到后来的二百多期。他看了之后，对我表示这是很费工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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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会面 更加亲切（2）

我另有一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