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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社会现实或是人生现象。有意识地提出问题、甚至试图解答问题的小说，都可称为“问题小说”。

这类小说包括个性自由、恋爱婚姻、伦理道德、妇女解放等社会问题。

还有些作品涉及了劳动人民的疾苦、军阀混战所带来的灾祸以及儿童问题、教育问题、劳工问题等等。

这正是文学研究会主张的“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

于是，《小说月报》找了冰欣作为他们文学主张的代言人。

林子轩同样需要为《新月》杂志找一位代言人。以杂志的诗歌定位而言，这位代言人最好是位女诗人，还要是美女。

无论怎么说，在社会上，美女总是能受到优待。

比如看一篇小说，如果知道作者是位美女的话，那读者看书的心情绝对不一样，这是人之常情。

林徽茵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林子轩打算在《新月》杂志上推出一个专栏，叫做“人间四月天”。专门刊载林徽茵的诗作和散文，把她捧为民国第一女诗人。

有了这个噱头，不怕杂志不畅销。

就连郭沫偌也知道这个方法，他的创造社同样推出了一位女作家，叫做冯沅珺。

这也是一位才女，家学渊源，自幼喜爱读古文，尤爱读唐诗，十二岁就能作诗填词。

1922年。她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并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研究生，研习中国古典文学。

1923年开始小说创作，以笔名淦女士在《创造季刊》与《创造周报》上发表《旅行》、《隔绝》和《隔绝以后》等小说。

她的小说充满了大胆的描写和反抗旧礼教的精神，震动过许多读者。

这几位女性可以说是五四以后中国第一代的女作家。她们所写的小说大多是反映社会现实的“问题小说”。

林子轩不由得想起那位喜爱拍电影的丁灵。

丁灵是五四以后第二代的女作家，她更多的是关注女性自身的问题，比如《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

后来的萧虹则是一位天才的小说家。她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小说文体。

那就是小说的散文化，她小说中的语言没有着意雕琢的痕迹。自然而然，蕴含着一种稚拙浑朴的美。一种独特而醇厚的情调，从而成为“萧红体”小说叙述风格的重要特征。

至于张爱灵，她是海派言情小说的集大成者。

她的小说和新文学的关系不大，而是直接来自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她写出了一个真实而虚幻的上海。

这些女作家可以说是时代造就了她们，而她们则书写了这个时代。

1923年12月10日，《新月》杂志的创刊号全国发行，掀起了对于新诗的大讨论。

有人认为所谓的新诗格律化是给新诗带上枷锁，是束缚了新诗的“自然”和“自由”，是新文学的倒退。

也有人赞成，诗歌之所以不是小说，不是散文，是因为它应该有旋律，有节奏，不能太过散漫，没有约束。

这其实就是“自由体新诗”和“格律化新诗”的争论。

郭沫偌的《女神》是自由体新诗的代表作，他的诗歌完全是按照自己抒发的感情而定，诗节、诗行长短无定，韵律无固定格式。

或者说他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只要能把感情表达出来即可。

而徐至摩提倡的诗歌格律化，则是要求诗歌要有一定的节拍，有韵律，有音乐性。

两者的诗歌主张有极大不同。

林子轩没有参与论战，他知道这种争论直到后世也没有消失，不过在后世新格律诗处于边缘地位，自由诗占据了主流。

这不仅是因为自由诗最能体现新诗自由的精神，最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

还因为新格律诗比较难写，自由诗写起来较为容易，所以写新格律诗的诗人越来越少，不过那时候诗歌早就没落了，诗人也不值钱了。

鲁讯在1934年说过：“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

这或许能说明后世诗歌没落的原因，因为没有韵律，所以读者根本就记不住。

在这一期的《新月》杂志上，也有人注意到了林徽茵的名字，虽然诗写的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