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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担惊受怕的城市，刹那间灯火辉煌；当我站在山顶的时候，远在都柏林，爱丁堡，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的人们都知道了这个消息。人们流着欢乐的泪水，停下了手边的工作，欢叫着，相互握着手。人们逼着火车向伦敦开去，甚至附近的克鲁威的火车也开到了伦敦。自从得到火星人进攻的消息之后，教堂的大钟曾经停息了两个星期，而现在钟声响彻了英格兰。形容枯槁，蓬头垢面的骑车人在各处的乡村小路上飞驰，向绝望的人们报告着这个谁也没有想到的得救的消息。但是食物呢？谷物，面包和肉从海峡，爱尔兰海和大西洋的对岸运送过来，来给我们帮忙了。那些日子里，好象全世界的船都开到伦敦来了。但是这些我都记不得了。我的神志模糊了。后来我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好心人的家里，我在圣约翰树林的街道上流浪了三天，一边不停地哭泣，还说着胡话。他们告诉我，我一直拖着长腔唱着“最后一个活着的人！呼哈！最后一个活着的人！”虽然他们自己要处理很多事情，但是这些好心人（我甚至都没有记住他们的名字，所以也不能在这里向他们表示感谢）仍然悉心地照料着我，让我住下。显然，在我昏迷的几天里，他们已经从我的口中了解到了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当我的思路重新清醒以后，他们委婉地把他们听说的关于莱瑟海德的事告诉了我。我给禁闭在房子里的第二天，一个火星人就把小镇摧毁了，一个活人也没有留下。就象一个孩子捣毁蚂蚁窝一样，他无缘无故地把这个地方彻底毁灭了。

我现在孤身一人，而他们对我非常好。我感到孤独无助、抑郁寡欢，所以他们尽力地安慰我。我康复以后，又和他们住了四天。在那段时间里，我感到一种模模糊糊的，日益增长的渴望，想再看一眼我曾经拥有过美好生活的地方留下的东西。那只是一种毫无希望的渴望，想从对苦难的回忆里寻找一些安慰。他们劝阻了我，他们想方设法地让我放弃这种病态的想法。但是最后，我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冲动，答应我还会回到他们身边，含着眼泪告别了我的朋友们，我又一次来到了不久前还是一片黢黑，空空荡荡的街上。

我还记得，当我向着沃金的小房子走回去的时候，仿佛是跟我开玩笑似的，这一天充满了欢乐的气氛，我四周的大街上人们忙忙碌碌，充满了勃勃生机。到处都是人群，做着成百上千样事情，简直不能相信许多居民给杀死了。但是后来我注意到人们都面黄肌瘦、头发蓬乱，眼睛又大又亮，仍然穿得破烂的衣服。他们的脸上只有两个表情——压抑不住的狂喜或者一脸的忧郁。要不是人们脸上的表情，伦敦简直就是一个流浪者的城市。教区在向人们分发着法国政府送来的面包。几匹马的肋骨都显露了出来。形容憔悴的特别警察，带着白色袖箍，站在每条路口上。我几乎没有看到火星人破坏的痕迹，直到走到惠灵顿街，才看见红草已经攀爬到了滑铁卢桥的桥墩上。

在桥边，我还看到了一个与这个时期极不相称的东西——一张报纸给一根木棍钉在红草丛里。这是张关于第一张报纸“每日邮报”恢复发行的告示。我从衣袋里摸出一个发黑的先令买了一份报纸。大部分报纸都是空白的，但是那个唯一的排字工人开了个玩笑，在最后一版作了一个大幅广告。报上印的消息充满感情；新闻机构还没有恢复正常工作。我没有看到什么新的消息，上面只是说经过一个星期的检查，对火星人的机器已经有了突破性的发现，其中有一篇文章宣称“飞行的秘密”已经被发现，当时我根本就不信。在滑铁卢，我找到了免费的火车送人们回家。火车上没几个人，我也没心思和他们闲聊。我找到一个单间，双手抱在胸前，闷闷地看着一片片废墟从窗外的阳光下闪过。刚出了车站，列车就开上了临时的路轨，路轨的两边的房子都成了黑色的废墟。虽然下了两天的雷雨，在克拉波海姆交汇处的伦敦一侧仍旧覆盖着黑烟留下的黑灰，在克拉波海姆交汇点的铁轨也给毁了；几百个无事可干的书记员和商店的伙计，与普通的铁路工人并肩工作着，在铺设一条临时的铁轨。

从那里经过以后，沿途是一派荒凉的奇特景象；温布尔登受到的毁坏最为严重。沃尔顿因为留下了一片没有烧掉的松林，似乎是沿线遭受损失最小的地方。温特尔河，莫尔河和其他的小河上都漂着一堆堆的红草，好象是屠夫铺子里的肉和腌过的卷心菜那样。不过秀兰的树林太干燥，红草的枝条没有爬上去。在温布尔登的远方的苗圃里，一堆堆的土围在第六个圆筒的周围。一群人在旁边，几个工兵在土堆中间忙着。在土堆的上面飘着一面米字旗，在早晨的微风里欢快地舞动着。苗圃里到处都是红草的红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