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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事故发生后的情况,那么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呢?
事故发生的情节复杂、头绪多,而原因却非常简单。历史上有许多复杂的问题,一旦弄清楚,原因常常是很简单的。
在播完第二遍《告各族人民书》时,姚文元提出“哀乐太长了,要用短一些”,局总编室要把6分钟的哀乐改为3分多钟,而且要马上改。这些是酿成后来差错的起因。
当时正忙于《公告》的录音、制作,第三遍播出又即将开始,要改哀乐哪里来得及!我提出等播出进入正常、稳定下来后再改。但命令如山,有一位部主任自作主张主动地派人去取哀乐。开始已明确规定,为防止用错哀乐,将所有过去用过的胶带一律封存,现用哀乐必须重新复制。过去已有过多次的教训,用错胶带是最容易出差错的环节。谁知历史在重演,事急中阴错阳差,他们辗转又从过去的哀乐胶带中拿了一盘,巧中巧,这盘录音带又正是周总理逝世时用过的;巧中巧,这盘录音带又多处违背了安全播音的规定,埋藏下多处隐患。这是事故之所以发生的关键所在。今天说起来是这么明白、简单、轻松,弄清这个问题却用了几年的时间。这种隐患能成为事实,却又是违背了一系列安全播音的规定、闯过许多关口而造成的恶果。
第一,周总理逝世时,先广播讣告,然后播3分35秒的哀乐,再往后播治丧委员会名单。按照安全播音规定,哀乐是单独一盘胶带,不允许在其前后录其他内容。而当时负责录音的同志,图一时方便,把下面将要播出的治丧委员会名单的头子录在了哀乐后头。这样做违反了规定。如果在紧急情况下这么做了,用后销掉还有情可原,但他没有这样做。
第二,按照规定,录音完了以后,每盘录音带要填“卡”,记明开头、结尾用语和时间,让用者一目了然。而这盘录音带却没有填记录卡,只在胶带盒上写明“哀乐3分35秒”。又违反了操作规定,给人以“只有哀乐”的错觉。
第三,按照规定,每盘胶带录音后,在最后一句话后卡上纸条,传音员放到纸条为止,提前停放或过了纸条停放,都是传音员的责任。而这盘胶带的纸条不是卡在哀乐之后,是卡在了“名单”之后。
第四,对这盘录音带的审查是严格而慎重的,拿到胶带后由专人分别进行了三次审查,都认为“哀乐可用”,“只是速度慢了点”。但是三次审听,都只听到放完哀乐为止,谁也没有听到纸条为止,而开了“可用”的绿灯。三次都违背审听规定。
第五,当录音带上了机器,开始播放时,在场的许多人的注意力,集中在思考由于缩短哀乐会不会出现空播上。放完哀乐,突然出来“现在广播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时,因未到卡纸条处,传音员不敢自行停机。在场的人惊呆了,没反应过来。当传音员清醒过来,急忙按住转动的录音带时,只差“名单”两个字未播出去。
这就是事故发生的全过程。发生事故的原因是一个又一个的错,错,错!责任心不强,违背了种种安全播音的规章制度,才使几个月以前的差错闯过了五关而酿成事实!在中央电台的历史上,有不少差错都是发生在“想当然”和“侥幸”的疏忽之间,主要是缺乏责任心和不执行规章制度所造成的,为此不知付出过多少沉痛的代价!
事故发生时,因为责任重大和那时的政治气氛,中间环节又多,当事人不敢承认。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事后也并没有认真调查。直到事过三年以后的1979年底,在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时,政治气氛已起了变化,比较宽松,才把事故的原因、过程和责任人调查清楚,给我做了结论,把我解脱出来。
今天谈这个问题,早已不是在分清事故的责任,而是在了解那一段历史。这是中央电台在那一特定情况下发生的事故,但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引发出值得汲取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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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人帮”压制治丧报道(1)
播音员方明激愤地说:“你们不悲痛,还不让我们悲痛吗?你们那个化悲痛为力量的支点我找不着!”有一组歌曲的播出正是送周总理遗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