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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研究方面的流言蜚语在克劳斯的实验室里自会很快结束。把流言变成现实（或者让它销声匿迹）的最好方法就是，在克劳斯的午餐研讨会上陈述自己的结论。“艾西，”克劳斯打来了电话，“有传言说你现在正在涉猎一种新的肿瘤生成理论。”

“我恐怕不会说是涉猎，”康托回答说，“我对此是很认真严肃的，虽然它还只是一种假设。”说起来，康托的想法相当简单明了。在他看来，导致肿瘤生成的罪魁祸首必定是一种蛋白质。这种蛋白质必须穿过一个乃至几个细胞膜，才能进入细胞里面破坏捣乱。而除了一种罕见的例外情况外，所有这些细胞膜都只允许在一个方向上发生易位。在康托看来，这就是关键所在：如果一种可能是由突变引起的化学变化允许致癌物质双向进入正常细胞，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只要有一个入侵者，它就会冲破障碍进入一个细胞，使其产生癌变，然后又会从这个细胞里出来，再进入下一个细胞，然后又是下一个……负责细胞膜单向运输蛋白质信号的结构片段始终位于蛋白质的“游离氨基”端附近。在已知构成蛋白质分子的20种氨基酸中，只有一种氨基酸——精氨酸，有三组这样的“游离氨基”，它们附着在一个碳原子上。康托的关键假设是，引起蛋白质精氨酸成分变化的突变，会导致蛋白质的双向运输通道突然打开。

“是吗？你有办法检验这种理论吗？”克劳斯立即把手指戳在了他的软肋上。康托还没有做任何试验来证明其假说的正确性。一种没有证据的假说，有时候比毫无用处更糟——它甚至可能是危险的。你可能会把此后的精力全部用来验证它，结果却只是徒劳。

康托很不情愿地勉强承认说：“没有，我还没有想好如何证实这一想法。我正在研究。”

“既然你正在研究，为什么不到我们这里来讲讲你那严肃的假想呢？”电话里可以清楚地听见克劳斯在窃笑。“没准我们可以帮助你解决实验中所遇到的问题。”

当人们被克劳斯请去在每周都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做演讲时，他们向来是有邀必往。三个星期之后的这天，康托就在剑桥撞伤了膝盖。翌日早晨，他坐在“白兰地酒餐馆”里吃早餐，一边在翻阅他的笔记。原先，他还有点担心自己的假设能否经得住克劳斯那声名狼藉的批评——那个人即使对朋友也丝毫不留情面。但经过今天早晨在盥洗室里的头脑风暴之后，康托感到无比自信。他不准备对克劳斯或者哈佛的其他人提及他的顿悟，介绍那个将把假设变成无懈可击的事实的实验。那得等到实验完成之后再说。他深信实验一定会成功。凭自己的直觉，他感到它构思得实在太完美了，不可能不成功。

克劳斯的王国是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医学院。康托决定在剑桥市过夜而不去波士顿，他想去哈佛广场另外一侧的化学系看看。他很难得去化学系。哈佛广场犹如学院里的界河，将哈佛大学的几个学院分隔开来。学院里，学科相近的学者们有时候一起工作多年，只是偶尔放下在他们与邻近学院之间的吊桥。康托年近六十，是位蜚声国际的细胞生物学家。然而，很少有人还记得他是有机化学博士，以及他是如何转型成为生物学家的。他的博士后研究是在国家卫生研究院用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检测一种新的镇定剂，决定它能否应用在实验动物身上。不久，他就转而研究细胞组织匀浆里的隔离酶，这与他在研究生院里学的合成化学简直相差十万八千里。在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他被当时处于萌芽状态的细胞生物学深深地吸引了，从此与化学分道扬镳，再也没有回头。他曾自豪地把这个主要靠自学成功的转变称作是专业变形。一位有机化学家的视角——无论是理论家还是实验家，都主要集中在分子上。与此相反，生物学家看的是整个系统：一个细胞、一片树叶或者一棵树。康托早期的化学经验，对他逐步成为细胞生物学家贡献极大。

第2节　更好的安排

他去哈佛化学系的初衷，是对他研究生时的老朋友康拉德…布洛克（KonradBloch）进行礼节性的拜访。然而，在审视了他几个小时前获得的灵感以后，他改变了上午的安排。布洛克通过确定人体胆固醇所含的27个碳原子的来源，阐明了人体合成胆固醇的方法，1964年，他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

最近，布洛克一直在研究一种用磷脂膜封闭的人造泡囊的形成，它与自然细胞里发现的非常相像。布洛克的方法对于研究活细胞如何让某些分子进入而不会反向弥散出来的实验至关重要，康托正准备利用这种技术来检验他的假说的正确性。布洛克和其他人已经利用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