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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她又讲了下去。

突然，前面响起了喊叫声，一个美军兵正在向一个捂着肚子向山脚下跑去的难友大喊：“站住！你要找死啦！”随即朝天开了枪。我急得用英语大叫“不要开枪！她是拉肚子，要去解手。”

我旁边的大个子美国兵惊奇地瞪着我，立即把我带到一个军官面前，报告说：“这里有一个会讲英语的女俘。”

那个少尉军官好奇地打量着我，问我在哪儿学的英语，我据实回答后，他说：“你不用害怕，据我所知和谈就要开始了，战争一结束，就将交换战俘，你还可以回去继续上学呢。”他并未意识到这个信息是多么强烈地震动了我，“难道敌人会放我们回去？不把我们送到台湾当炮灰？送到日本当苦力？或者送到哪个海岛上去做原子弹试验？”。。。。。。

这时，队伍陆续走进一个临时用铁丝网圈在河滩上的“前方战俘收容站”，我带着痛苦和焦虑也被押了进去。

在“前方战俘收容站”，那个少尉要我整理好队伍，由我发给每人一个饭团子，我一边分发着拳头般大小的饭团，一边说：“不要暴露军事秘密，不要背叛祖国！”

不少同志听了眼含热泪点点头，有的人却只盯着饭团，脸上毫无表情，一些人则惊恐地看着我，又看着持枪站在一旁的美军士兵，像是说：“这是什么场合，你还敢说这种话。”

果然，一个美军士兵问我：“你在说些什么？”我用英语回答：“我在劝告他们不要吃得太急，饿久了应当细嚼慢咽。”

另一个黑人士兵便冲我伸出了大拇指：“ok。”

在这里，马瑞莲认识了美国第八军司令部情报处的布鲁克斯上校。布鲁克斯上校一直陪着志愿军战俘度过整个战俘生活，仅1952年10月1日他指挥的屠杀事件中，他自己就杀死了三个志愿军战俘，但是，他最初却表现得相当文雅和善－－

一个胖子上校端详了我半天，伸手对我勾了勾手指说：“你，你跟我来！”他把我领到一辆卡车的驾驶室里，顺手拾起一条毛毯披在我肩上，开始了用英语和我单独谈话。他说看到我这个模样很难过，因为他对中国人是很有感情的，又说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他是在昆明出生的，父亲是美国的传教士，母亲就是中国人等等。还说他姓布鲁克斯，愿意和我交个朋友。他的话既出乎我的意料，又引起了我的警觉。接着他又问起了我的姓名，在哪里上学等，然后又说：“你的英语发音怎么那么好呢？”

我告诉他我中学是在教会学校上学，英语老师就是美国人。

“哦，原来如此。。。。。。”

他显得高兴了：“你看你女孩儿怎么跟着共－－产－－党跑来打仗呢，要是被打死了多不值得。”“不，我是志愿来的。”“那你是上了共－－产－－党的当了。。。。。。”“可是，我不能不爱我的祖国，就像你好爱你的国家一样。”“那当然，我欣赏你的诚实，但你太年轻，不懂得政治，你应当继续求学。。。。。。你如果同意到第八军司令部去做翻译工作，我们可以解除你的战俘身份，做为美国公民参加文职工作，战争一结束保证送你去美国上学。”这个建议真使我惊讶。

我找了个理由：“我的未婚夫在国内等着我呢，我希望战争结束后能交换回国，我不能推翻自己的诺言。”

他看着我叹了一口气：“这太遗憾了。”

回到铁丝网内，我开始按照解放前在白区从事地下斗争时党教给我的策略来计划自己的行动方案。我决定成立一个秘密组织，取名“爱国主义小组”，以便作为核心去团结难友们坚持爱国气节和**信念，我还必须争取把这一切向领导上请示汇报。。。。。。

这时，一阵低低的哭泣声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儿在哭。

我问她哭什么？她说：“刚才鬼子把我叫去审讯，问我志愿军里共－－产－－党－－员占多少比例？我说都是共－－产－－党－－员。鬼子又问我中国有多少共－－产－－党－－员？我说有四万万五千万，他们就打我，踢我，把我的伤口又踢出血了。”

我说：“你回答的太好了，好姐妹你是个硬骨头！。。。。。。”

她说：“我不怕痛，我是想起这辈子再也不能回去了，家里不知该怎么为我着急呢？”于是，我安慰她，告诉她和谈即将开始，战争结束后我们就会交换回国，现在的任务是团结难友，反对鬼子压迫，坚持革命气节。我发展她为第一名“爱国主义小组”的成员。她就是后来坚持回国斗争的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