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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吃下去。我沦为一个俗气的家庭妇女，但我愿意。

赵赵是家里惟一的儿子，生活能力不强，上高中时，曾经创下做西红柿汤放黑酱油之类的笑话，被他的同学广为流传，他说他天生不该是属于家庭的人。

所以，在那个并不算寒碜的家里，洗衣机、电饭锅一类东西他干脆没摸过也不会用，惟有要填个表、单位要搞个征文什么的，才见他颠颠地跑回来忙前忙后，让我帮他写东西。而我也以相夫为已任，给他做好，让他出名，不仅让他的征文在几千篇稿子里得全系统第一，我发的稿子还挂上他的尊名。

那一段时间我创作颇丰，小说散文一篇接一篇。偏巧他的领导又是爱舞文弄墨的，他像发现了国宝一样发掘了赵赵这个“才子”。于是赵赵就很红，于是他就从储蓄所一路调去干信贷，赵赵喜气洋洋地回来报喜，他爸就“哗啦”泼他一头冷水：

“可千万别露了馅，你能装多久？”

赵赵就蛮有把握地一拍胸脯：“怕……什么，苏姗是我的……贴身……女秘书。”

我站在旁边就随声附和：“是啊，相夫教子，夫荣妻贵，我愿意。”我在瞎自我陶醉，却不知是自己掘就的坟墓等着自己跳。

那一年的五月，在我结婚六个月的时候，我的幸福时光结束了。

赵赵的老爸半夜突发心肌梗塞，那时我已怀孕三个多月，正是反应期厉害的时候，吃什么吐什么，闻着医院的来苏水味都恶心。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虽说命保住了，但在医院一住就是将近一年，赵赵是儿子，到了挑大梁的时候，要陪床。从那时起，我就每天只能早晨见他半个小时，吃了早饭后等他明天早晨回来吃饭。

我的体型已日见臃肿，怀孕七个月时休产假回家，从此开始了我的寂寞时光。我像个躲在山里隐居的修女，每天去买了菜，做自己吃的饭，然后出门上山转转。除了频繁地去医院查体，我已经没有任何大事可做。

春末夏初时，山上黄花烂漫，德国殖民时期留下的座座小楼在槐树底下默默地叹气。透过稀稀拉拉的树隙，台阶上零星闪出对对情侣。每天下午，准时有个40多岁的男子，带着个20岁左右的姑娘就坐在一块大石头上，除了下雨，天天不断。姑娘有时将头埋到他的膝盖上，长发就“呼啦”披下来遮住脸；有时她哭，那男人就给她擦泪。他们或哭或笑，以为隐避得旁若无人，却不知远处窗口有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在那里揣摩他们的关系。

这座山真是妖气十足。

每天半夜，还有个精神病人在我们楼下唱情歌，一唱一宿，风雨无阻，他就在我窗下凄惨地嚎着，然后就声泪俱下地喊：

“小晴，我爱你！我好苦。”

我猜肯定是这座山将他的人生颠倒成这样，我甚至有些嫉妒起那位素未谋面的小晴，有个男人爱你爱成这样，为什么不嫁给他。我又恨小晴，干嘛把人害成这样，真是个狐狸精。

这一想睡意全无。躺在空旷的床上，双手捂着隆起的肚子，我不敢开灯，常常半夜起来，从窗帘缝里偷看那情种是何方神圣，但毫无所获。只闻哭声，不见人影，看山上槐树叶子“沙啦啦”扫过，德国塔楼在月亮底下泛着青光，我心里害怕，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刚刚迷糊了一会儿，山腰八角亭子里又响起“苏三起解”和“咿咿呀呀”的京胡，一帮老头老太太天天在这里练嗓，虽然很有水平，但我烦得想跳起来替我腹中之物强争口气。

那时候，装部家庭电话还是权利的象征，传呼和手机更是下海弄潮儿的代名词，我的身边没有任何通讯设备。同学都忙着恋爱，老赵家每天围着医院转，我父母远在这座城市的那一头。身体变化带给我的不适，我不知向谁说，憋急了，只能和肚子里的小东西自说自话。这孩子注定命苦，没出世就只能与我相依为命，在我的腹中，她就压根没受过父亲双手的抚摸。

有时候实在闷得难受，我就扶案狂书，但不一会儿，肚子里就开始狂敲乱打，她不舒服。我就只好出门，翻过山就到了海边。在那里经常遇到散步的孕妇，一看人家丈夫像扶伤员一样捧着大肚婆在海边走来走去，我心里“呼”地就冒上股酸水，我委屈，我想吐。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我住到医院待产。我不能有怨言，我是我们家教育出的好女儿，懂得如果阻挡赵赵尽孝，我就是犯罪。不仅这样，做了什么好吃的，我还要穿过马路送去医院共享。

我几乎快忘了我丈夫长什么样子了，我住的地方和医院一路之隔，但我和住在医院里的赵赵已经走得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