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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次事件以后，我想我应该正面跟铃木求教了。于是我打了他的电话，约他出来，和他说了对这些不速之客的担忧。

铃木听完我的控诉，笑了笑：“没办法。”

“他们不守规矩不行啊。”

“别说我没办法，就是上头也拿他们没办法。”

这些平日里威风得很的黑社会，居然也拿十多个外国人没有办法？

铃木点头说：“我们的人找他们谈过，要他们一是要守规矩，二是要交保护费。他们同意交一点钱，但说不懂什么规矩。别说你有意见，我们下面的小兄弟们都被气死了。可你想怎么样？杀他们一个？太不值得。吓唬他们，他们又不怕。所以我说没办法。”

原来黑社会也有对付不了的滚刀肉。

既然黑社会都管不了他们，我也只好忍耐了。不过这帮家伙实在是目中无人，一见到你身边有客人，马上就凑过来。这天，和我讲好条件的客人被他们抢了去，我终于忍不住了，骂道：“浑蛋！”那个黑人听到了，转过身来没有回骂，突然用他那如同打了鞋油般光亮的脑袋向我脸上顶过来。

“咔”的一声，我的脑袋受到重击，眼冒金星，一股温热的黏稠液体立即滑过嘴唇，嘴里也充满了甜腥的鲜血味道。等我睁开眼，看到自己的衣服上、手上全是血迹，地上也斑斑点点，周围站了十多个人看着我，黑人早已不知去向。我马上打电话给托尼和杜伟，他们两人一看到就火了：“谁干的？”

“那帮黑人！”

“我操他妈的！”杜伟抡起袖子，眉毛直竖，好像要找他们去拼命。我急忙拦住他：“以后再说，先带我去医院。”

托尼也赶忙给我先止血。

等久美子来到医院时，我已经躺在病床上，血止住了。久美子握着我的手，抽泣起来。

“没事。”我安慰她，可是鼻子仍疼得很厉害。据医生说，我的鼻梁骨被撞得有点移位，但并无大碍。

我在医院休息了三天，还做了脑震荡等多项检查，总算顺利出院了，不过，在两星期内，我必须带上一个固定鼻子的黑色面罩，就像我小时候在电影《佐罗》里看到的侠客面具。儿子看到爸爸变成了这个样子，还不大懂事的他竟然被吓呆了。我装出怪兽的声音，跑到他的跟前，逗他玩，小孩毕竟是玩心重，看着我给他做各种鬼脸，终于笑了。

我重新回到歌舞伎町，原来认识我的人都过来询问我的伤势。一个中国小姐被我吓了一跳：“你不是要去参加假面舞会吧？”我做了个邀请她的手势，她咯咯笑起来，但我却不能笑，否则就会疼得想哭。

我受伤的消息，铃木很快就知道了。或许他觉得必须要为我出面说话，于是便安排了我和打伤我的黑人的见面。见面之前，他已经和我讲清楚了。如果我要医疗费和赔偿的话，黑人一般不愿给；如果我放弃这些要求，黑人可以向我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找我的麻烦。我想了想，也只好接受后一条。他拒不赔偿，我也没更好的解决之道。只要他们以后能收敛，我就很满足了。在这个世界上，安全地生存是第一要务，我不会为了一种意气之争而冒险。假如他们付给我赔偿，以后就会把我视为敌人，那我就得面对更大的风险。要知道，那可是一群不懂道理的浑人。

铃木和一个叫长谷川的同伙陪着我，和那个叫拉蒂的黑人见了面。那家伙面无表情地说了句“对不起”，和我握了下手。长谷川说：“以后你和李君要搞好关系，别惹麻烦。”他心不在焉似的说：“OK。”谈判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

在那以后，他们对我的态度略有好转，至少不再来拦截我的客人了。

不过，他们和日本黑社会的矛盾却在加剧。过了半个月，我可以摘下面具了，有一天，看到几十名日本黑社会成员拎着练习剑道的木刀和棒球棍，气势汹汹地走来。难道又是大游行？不像。有人掏出照相机，走到每个黑人面前“喀嚓”，将他们的照片拍摄下来，一连拍下了在歌舞伎町街上的所有黑人。我也没搞明白他们要干什么，那些黑人更是一头雾水，在被拍照的瞬间，个个僵在那儿。我想，这也许是日本人的一种威慑手段？

在一个下着雨的傍晚，我正撑着伞在一番街上招呼客人。突然，两个日本人开着一辆小货车朝着站在酒吧前的几名黑人冲了过去，旁边的路人发出了尖叫，那几个黑人反应还算敏捷，躲开了汽车。但汽车正撞在了酒吧的大门上，“轰”的一声巨响，两扇门都变了形，玻璃四溅。肇事的日本人随即倒车逃跑，几个黑人竟在震惊中没有缓过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