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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乘着专用吉普车，英姿飒爽地奔波在大街小巷，为宣传文化大革命而尽力。沉醉在“革命活动”中的父亲，几乎不怎么回家，家里就好像没有他这个人，我甚至没有他和我儿时说话的记忆。

八岁时，我进了长沙市“红领巾歌舞团”，文革最初的狂乱稍稍开始平息，我有时会随歌舞团会去为一些党代会什么的献歌献舞。当时我的舞技已经在红领巾歌舞团首屈一指，记得学习雷锋的时候，我就是演雷锋的头号演员。这样，一直被当做“假女孩”而受到欺负的我，一下子改变了自己的地位。因为舞蹈特长，我在学校、区里、市里都成了知名人物，再也没有人会小瞧我了。从父母、学校的老师、歌舞团的指导老师到市领导，都不住地夸奖我，我终于能扬眉吐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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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往日回首（3）

接着，在我还刚刚只有十三岁的时候，就被湖南省湘潭歌舞团选中，成了歌舞团的一名舞蹈演员，并且开始每个月按时拿工资。也就是说，我已经成了一名有收入的专业舞蹈演员。不过，这样的代价就是我离开父母，从长沙乘船到湘潭去。离开长沙的那个清晨，母亲牵着我的右手，父亲牵着我的左手，一直送我到码头，等我上了船，我才知道要长时间见不到父母了，这才流下了离别的泪水。湘江的水，如今在梦中依然那么清澈，我还依稀记得那个清晨，当太阳冉冉升起照在水面上的时候，父母那若隐若现的身影，在摇晃的水波中渐渐消失……

在湘潭歌舞团里，我开始练习芭蕾，并作为湖南省的代表随团赴各地演出。而且，由于年少就离开父母，又跟着从事演艺的叔叔阿姨们跑江湖，所以，我也很早就知道大人们之间的故事，比如两个女演员为了一个好看的男演员争风吃醋，一个女演员为了能够跳主角而委身屈就剧团的导演。由于我长得清秀，所以也很受团里兄弟们的喜欢。有一次团里停电了，夜里黑糊糊的，同团的一个男孩子抱着我的脸狠亲，第二天照镜子的时候，我才发现脸都被亲紫了。这件事后来一直传为团里的笑料。慢慢的，我渐渐长成一个高大的小伙子。

二十一岁时，我从歌舞团退了出来。我知道，专业舞蹈演员的舞台生涯是很短暂的，没有了一张年轻的脸，就什么都不是了。所以，我曾经尝试过弹钢琴或者是拉小提琴，但是，这岂是短期内就可练成的？！于是，我离开了歌舞团，开始了漂泊的生活。我先是成为湘潭调压电器厂的工人，后来对调回到长沙进了一家塑料厂，不过，我对塑料厂里的气味实在难以忍受，便跟一个服装厂的工人交换了工作岗位。于是，我开始跟我喜欢的服装行业打上了交道。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很快进入了新的时代。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吹起了春风，不论是集体，还是个人，如果努力的话，总是能够找到新的机会。我曾经尝试着去演电影。主角是当时中国最红的男演员赵尔康。一听说是能跟他一起演，我就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使自己成为电影演员的机会。

我顺利通过了面试，导演叫我马上参加拍摄，我很有些得意洋洋。片名叫《特殊身份的警官》，讲述战争年代共产党和国民党殊死斗争的故事。我演的角色是一名国民党士兵，一登场就一命呜呼了。可是，我还是为我的第一次演出感到非常兴奋。这部电影在当时挺受欢迎，为了多看几次银幕上的演员表里自己的名字，我去了好多次电影院，有时这还成了我追求女孩子的“资本”。

“去看电影吧！那上面有我演的镜头。”

“真的？你没骗我吧？”

女孩子会带着好奇和敬佩随我一起进去。

可是，电影看完后，女孩子却说：

“我怎么没看见你？你的镜头在哪儿？”

由于我在导演的眼里不具备当演员的天资，所以没有在电影界继续混下去，从那时起，我对电影有一种特殊的情怀。我以为我当演员的机会就这么一次，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十几年后，我居然又会在日本出演日本拍的电影。命运总是会如此捉弄人。1998年，由日本著名影星中井贵一和中国女演员耿忠主演，反映不法滞留的中国人与日本黑社会成员的恋爱故事的影片《情书》中，我扮演一个歌舞伎町的引路人角色。虽然上镜头的时间非常短，但我还是很高兴。为了多看几次自己的镜头，我照例又多往电影院里跑了几次，照例以此作为追求女孩子的“资本”……

不过，在1981年出演《特殊身份的警官》后，我对当电影演员这条路彻底断了念头。我明白自己虽然有舞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