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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系，我们的回扣只从客人第一次被带到这家店时在店里的消费额计算。这一天，金东报上的营业额只是一个客人的回扣额——五千日元。这种事情他已经犯过不止一次两次了。

我马上把他叫到面前，训了他一顿，给了他停职一星期的处分。可是，他却腆着脸对我说：“李哥，下次我不敢了。这可是我第一次啊。”

托尼没等我说话，指着金东说：“都四五次了，你以为李哥不知道啊！”

“关你屁事。我跟李哥说话，你插什么嘴？”　金东的胆子越来越大了。

托尼的拳头握得紧紧的。我不想事情闹大，便岔开说：“别吵了。我们按规矩办，你先停职一星期，”我对金东说，“要是以后再犯，我就辞了你！”

“哦。”金东显得很不情愿，还狠狠地瞪了托尼一眼。

此后每次见面，托尼都要发几句牢骚。而金东也在我面前说托尼的坏话。他们两人给我的感觉都一样——要是没有这家伙的话，我可以挣得更多。不过，金东倒也稍稍收敛了一些。

半年多之后，托尼终于给金东设了个圈套。在路上拉到三个客人的托尼，假装心情不错，叫上了金东一起把客人带到店里去。回扣当场两人对半分了。

有一个客人其实是托尼认识的。他们已经串通好了，三个人的口袋里都装着金东递上的名片。

一个小时后，我们几个人正聚在一处，金东的电话响了。

“我到旅馆去接个客人。”

他说着，急急忙忙地离开了。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若无其事，继续在路上招呼客人。

托尼则往另外两三家酒店打了电话，知道金东刚才带了那三个客人到了其中一家店，并拿了回扣走了。

像这种情况，如果是两个人一起把客人带到店里的，即使是客人打电话要求其中的一个人再带他们去别的店，这后一家店的回扣也应该由两人平分。这是预先定好的规矩。

这天晚上，托尼没有吭声。

但是，第二天，托尼把这件事的原委告诉了我，而且是一种平时我没有见过的神情，他口气强硬地说：“这一次还有什么好说的？你要是再不辞了他的话，我就不干了！”

我把金东叫出来问他，他并不抵赖，马上就招了。可是，突然他又眼睛血红、咬牙切齿地说道：“我虽然不对，托尼的做法更卑鄙。他居然设了圈套让我钻！”

三个人陷入一阵沉默。

我在内心里权衡之后，告诉金东，为了保持我们这个队伍的稳定，我只能辞掉一个人，但我不会辞了托尼。

金东瞪着眼睛，狠狠地朝我面前吐了一口，然后说：“小子！你等着瞧！你别后悔！”接着，他就从我的面前跑掉了。我和托尼都有点吃惊，没料到他的反应会如此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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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斗争爆发（1）

1998年10月的某一天。

这天下午两点开始，久美子要请她的几个日本朋友到家里吃湖南菜。对于湖南，她们并不太了解，但说起那里是毛泽东的故乡，她们就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平常我都是在近中午的时候才起床，不过，今天算是起早了，早上九点，我就起来冲了个澡，简单收拾了一下，开始买菜、切菜，准备下午请客。久美子则在一旁逗着儿子玩。儿子已经四岁了，日语跟英语都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单词，我觉得他的乐感也很强，有时候还能随着音乐手舞足蹈，看着他的成长，我总是乐在心头。

十一点，我急急忙忙换好西装，跳上刚买的新车，开往西新宿的一家西餐厅。我和名高约好在那里见面。十一点半，我到了餐厅，一边吃汉堡套餐，一边和名高交换对近来歌舞伎町形势的看法。我和名高保持每周见一次面，有时一起吃午饭，有时晚上一起去喝酒，席间谈些新宿的时事，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下午一点，我回到家，又迅速换下衣服，把早上准备好的凉菜一气做好，由妻子摆到桌子上。两点开始，她的朋友陆陆续续地来齐了。

我为她们沏泡好乌龙茶，满面笑容地做着即将上桌的热菜。电视里放着全家到中国旅游时拍的录像，我还不时为他们客串解说，恭维妻子，说些笑话让大家高兴。后来，她们也把话题转移到我儿子身上，说我的儿子长得又秀气又聪明，将来一定是一个帅小伙。她们都问我有没有为孩子设想未来，我和久美子对视了一眼，久美子摸着儿子的脑袋，说：“我的丈夫希望孩子以后成为一个芭蕾舞明星，不过，我觉得他要是能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