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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厉以宁：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宋朝对辽、金作战，讲究布阵，而阵图往往是事先拟好的，有些还直接出自中枢，将帅必须按阵布防，不得违背。至于阵图是不是适合疆场的地理人文状况，那就不知道了。这样一种作战方式，怎能不打败仗？而岳飞用兵，却打破了宋朝的常规。他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战场情况千变万化，地理人文因村因乡因景而异，不从实际发出，不采取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必然处处被动，时时受制于敌。岳飞正由于突破了按阵图布防和出击的常规，才能屡建战功。我想，这对于商场上的竞争，对于公司的经营管理，同样是适用的。不久前，仔细读了著名企业家、ING安泰人寿总裁潘*！昌先生口述的《听老板的就错了》书稿我加深了对“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句至理名言的领会。

潘燊昌先生提出了他自己的三C哲学。三C就是把Change（变动）视为challenge（挑战），反而有Chance（机会）开创出新的局面。这实际上就是化为主动的道理。古往今来，无论是战场上还是商场上，无论是政府的治理还是公司的经营，凡是能从容应对危局，把劣势变为优势的，都离不开“变动———挑战———机会”的转化，这也是潘先生所说的“危机就是转机”。他在书里列举了不少例证，读来引人入胜，对于EMBA、MBA、大学和专科学生，以及一切从事公司经营管理的人都很有启示。早在1970年，美国一位企业家伊利·戈尔德斯顿在读到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的新著后，就在《美国经济评论》（1970年5月）上撰文对加尔布雷思进行挖苦。

他说，你们这些经济学家好比是鱼类学专家，总是粘在珊瑚礁上，从水面上往下看鱼群的游动，品评一番，而我们这些企业家好比是鱼，我们在水里看到周围鱼群的游动，看他们是怎样谋求生存的，从水里看鱼群游动和从水面上看鱼群的游动完全不一样。这段嘲讽很有意思。潘先生是企业家，他对商场情况的了解，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心得体会，正同鱼在水里观察四周一样，有自己独到之处，的确要胜过经济学家许多。何况，公司经营管理中的奥秘和制胜之道，更不是讲坛上的经济学教授所能了解的。

潘先生是全香港第一位通过英国精算师资考试的香港居民，精算是他的本行。用他自己的话说：“要学会糊涂”，“成天与‘数字’交往，只要算得精就可以了。但在与业务员的相处过程中，我学到很多‘做人’的道理。”作为精算师，要算得精确：作为企业家，又要学会胡涂。这难道不正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体现吗？学识渊博的经济学家中间，有多少人能真正懂得这一点？

使我最感兴趣的是书中有关法家、儒家、道家的管理哲学的阐发。他的观点和我不谋而合。我在所著《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曾这样写道：“法治的出发点是‘人性恶’；由于法治从‘性恶’出发，所以强调的是告诫，是处罚，非如此不足以使社会安定、有序，所以要贯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由于法治从‘性善’出发，所以强调的是道德感染与教化，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从而不仅可以使社会安定、有序，而且可以使每个社会成员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第251～252页）儒家主张德治，法家主张法治，二者尽管侧重点不同，但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大到社会的治理，小到公司的治理，对不同层次、不同工作岗位的

人有不同的对待方式。潘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对儒家的管理哲学和法家的管理哲学在公司内部的运用，讲得十分透彻：一方面有赏有罚，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另一方面采用“人性化”的管理，以身作则，以德服人，发挥团队精神。不能否认，这些正表明在公司内部德治与法治兼用的必要性。

至于道家的管理哲学，我和潘先生各自从不同角度来领会和阐发。我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开设的《管理制度和管理哲学》课程中，是这样讲授的：“道家管理哲学的要点，是尊重客观规律，顺应客观规律的事情。凡事都要站的高些，看得远些，待人要宽厚，缓流总比急流宽，这样，处理大事时就总会留有余地。”

潘先生在书中则写道：“世事变化无常，很多事情成功与否要看时机，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决策者只能尽力而为，制胜关键在于能否在于让公司的优势和环境的大趋势巧妙配合。有时要比流行领先一步，有时要和市场逆势而为，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