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第2/4 页)

给自己写一张红纸条。

江湖是什么？江湖是人情世故，能应对就不易，更别说什么懂全了。

——阿城《江湖》这次交流是在海边的—家电视台。近两年，经上级批准，我忙里偷闲去了3所大学和4家电视台，任务都是一个，和大家面对面交流。

这次出书，把它收起来，一是觉得即兴、口语。想到说到，也算是一种表述方式。二是为前边章节没有写到的拾遗缺。第三说出来不大好意思，即然是业务交流，这篇文章希望能算是我的业务论文，为今后的评职称添个砝码。

我非常高兴在这个海滨城市有这么一个机会和大家面对面交流。我刚才走进这个会场的时候，看见后面贴着4个大字“学术交流”，我仔细看了看，好像不是一个长期的设置，是临时贴上去的。太隆重了，有点受宠若惊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到哪儿进行过学术交流，学术这个事很庄重。

按照我的习惯，先介绍一下我的履历。我1981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1985年毕业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小报，叫《中国广播报》。我去的时候叫《广播之友》，当时发行星有25万，我在那儿干了一年，把这个报纸干得剩3万份了。离开报纸，就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综合节目部，当时我们办了一个很有名的栏目叫《午间半小时》。我自认为在那儿干得非常精彩，我觉得我在广播电台的地位相当于中央电视台的赵忠祥吧。

人浮于事（35）

后来广播越来越衰落，我所在的这个单位也是人浮于事。比如，我们刚开始制作节目的是7个人；可以制作很优秀的节目。到后来有近20个人，节目的质量却在下降。这个时候开始出去干私活，一下子就干到中央电视台。

忽然说做主持人，没有任何心理准备，这已经是90年代初的事情了。到了1992年底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开始进行改革。改革之前的中央电视台让我感受非常深，因为那个地方人浮于事比电台还要厉害。我参加过很多剧组，剧组一建立，第一件事就是包宾馆，每人一个房间，然后吃饭，吃各种各样的饭。花钱如流水，也没有什么人心疼，也没有什么人在意。

1992年底我们开始筹办《东方时空》的时候，忽然经济开始紧张起来，大家出去采访都坐不起出租车，有的是骑自行车，有的是挤公共汽车。这个我觉得倒很像我做了十几年记者的感觉，所以对这个新节目比较钟情。当时新节目没有名字，《东方时空》是后来起的名字。当时叫《新太阳六十分》，每一个子栏目都在设想，比如《东方之子》当时叫《太阳之子》，我对这个题目非常赞赏，我说叫《太阳之子》好。如果要采访贪污犯，就叫《太阳黑于》。《生活空间》叫《太阳人家》，《时空报道》叫《太阳聚焦》。

现在《东方时空》这4个字，是当时的主任孙玉胜想出来的。这个主任最大的特点就是会起名字，后来我们的节目《实话实说》，还有《焦点访谈》前面“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也是孙玉胜想起来的。他现在已经是中央电视台的副总编了，专门给各栏目想名字。

栏目的名字有了，接着就是怎么做了。有一天我的同学时间来找我，时间是他的真名，不是艺名，他就叫时间，他们一家子都怪怪的，他叫时间，他的父亲叫时盘棋，你说怪不怪啊？当时咱们解放重庆的时候，他父亲是随解放军第一批冲进去的，后来大家看到的“渣滓洞”大屠杀以后的照片，包括杨虎城遗体的那些照片，都是他父亲拍摄的。

时间忽然来找我，他说你能不能做一个节目的主持人？我说什么节目，他说《东方之子》，都是采访中国很有名的人。然后我就很含糊，因为从1987年开始我做《午间半小时》，一直到1993年的时候，都是在艰苦的基层跑。现在忽然说做一个主持人，我心里没什么准备。

当时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大家知道除了有赵忠样老师、倪萍大姐，还有罗京、张宏民。那个时候他们的岁数还没有这么大，非常年轻，非常英俊。我们在家里打开电视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形象。这就意味着我要和他们并肩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天回家以后，我就照镜子，因为一个人在镜子里的感觉和在电视屏幕里的感觉是差不多的，越照越没信心。如果有一天电视观众打开电视，忽然是崔永元出来了，他会不会觉得家里的电视坏了。但是作为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是很多年轻人的理想，我也不愿意轻易放弃这个机会。我想了想怎么办呢？忽然灵机一动想出了一招。我说可以找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