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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为中枢，东事必不至败。”

不久，在吏部尚书周嘉谟、左都御使赵南星等东林党人的努力下，万历朝被罢免的正直官员逐渐被起用，东林党人基本上占据了朝中要职，即所谓“东林方盛，众正盈朝”。由于明军在辽东一败再败，刘宗周又提出应急起李三才为兵部尚书。在这种背景下，天启三年（1623年），李三才终于被重新起为南京户部尚书，可惜未上任而病逝。不久魏忠贤乱政，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阉党御使石三畏追劾已故的李三才。李三才又被削夺生前官籍，并夺封诰，名列《东林党人榜》第一位。在《东林点将录》中，王绍徽将其比作梁山头领晁盖，称为“东林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

崇祯帝即位后，惩治阉党，又恢复了李三才的官籍。

后人认为李三才虽有才略，可惜生性豪华，好用机权，因而为众议所忌毁。不过，那些攻击诋毁他的人，如邵辅忠、徐兆魁、刘廷元、潘汝祯之流，后来都因依附魏忠贤而名挂逆案。而推举李三才的人，如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刘宗周等人，皆为一世名臣，他们并没有将李三才的奢华和善用机权看成是什么问题，相反，却认为“李三才大节卓然，而细行不无疎阔，自是豪杰之品”。这正是东林党人在思想观念上与传统思想不同的地方。　（张宪博）

明代天启年间，北京宣武门内有一座首善书院，专门是用来讲学的。这座书院在当时声名远播，而其影响力与一个叫做邹元标的人很有关系。

邹元标，江西吉安府吉水县人，字尔瞻，别号南皋，生于嘉靖三十年（1551年）。他自幼聪明好学，九岁能通《五经》。举万历五年进士，观政刑部。所谓“观政”，是指明代考中进士的读书人，在正式任官之前，被派往各衙门去实习，目的是习练政务，期限一般定为三个月，期满后再补选京官。

万历五年（1577年）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明代制度规定，官员父母或祖父母丧亡，必须回家守丧三年，称为“守制”。如有特殊情况，皇帝可以批准不得回家或提前起用，称为“夺情”。在神宗和两宫皇太后的一再挽留下，张居正选择了“夺情”，于是激起了朝野的纷纷谴责，人们认为张居正过于贪恋权位。邹元标为此上疏，指斥张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进贤未广，决囚太滥。言路未通，民隐未周。若令在京守制，天下后世谓‘陛下为何如主？’”。他将写好的奏疏放于怀中，入长安门，准备上朝时递上。这时朝堂上正在杖打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四人，他们因反对张居正“夺情”已经遭到神宗的严惩，吴、赵二人已被打得血肉狼藉。眼前的惨象并没有使邹元标畏缩，相反对这种冒死直谏的精神十分佩服，暗道：“真是奇男子也！。”他毅然取出奏疏交给太监。太监不肯接，以为又是针对张居正“夺情”的奏疏，说：“你难道不怕死吗？”邹元标假称：“此告假本也。”太监这才收了它的奏本。神宗看过后，大怒，毫不客气地下令廷杖八十。明朝的廷杖十分残酷，人的尊严在杖下荡然无存。行杖时，受杖者要脱去袍服，杖八十，对于一般人来说不死也要致残。邹元标幸免保住了性命，腿部却留下了终身的残疾。同时神宗下旨，谪邹元标戍贵州都匀卫。

从北京到都匀有千万里之遥，徒步行走，其艰难险阻可想而知。明代充军的犯人死于途中是经常的事，邹元标也几次险些丧命。

都匀卫设在崇山之中，属古夜郎之地，是“蛮夷”之民聚居的地区，环境十分险恶，而邹元标却处之怡然。当地文化教育一向落后，读书的人不多，邹元标来自京城，又是学富五车的进士，格外受人尊重。他利用在卫所的这段时间，探究学问，聚徒讲学，向他求教的达数百人之多。

由于邹元标的上疏言辞过于激烈，张居正的怒气仍然未消，暗中授意去贵州的巡按御史，欲将邹元标置于死地，以绝后患。然而这位御史却是个短命之人，行到镇远，突然暴病而亡，邹元标得以免遭暗算。

六年过去了，张居正也于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病逝，邹元标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被重新启用，召拜为吏科给事中。回朝后，他仍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畏权势的性格丝毫也没有改变。他上疏神宗，要求皇帝“培圣德、亲臣工、肃宪纪、崇儒行、饬抚臣”五事。随后又弹劾礼部尚书徐学谟、南京户部尚书张士佩，二人并罢而去。徐学谟先追随张居正，官至礼部尚书，张居正死后，学谟为保全自己，很快与继任首辅申时行结为儿女亲家，声誉十分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