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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悉合机宜”且“素为洋人敬服”，极力推荐丁日昌为换约代表。丁日昌于光绪元年七月初七（1875年8月7日）与秘鲁政府代表爱勒莫尔进行交涉，丁日昌照会秘鲁政府，“妥将以前苛待华工弊端，尽行革除，遵照专条及和约办理。严令将华工身家资产，皆得保护，以昭信守。”秘鲁复照说：“查华民在于本国佣工者，本国志在实力保护，不容稍受委曲情事……以期为华工尽除一切弊端，使其皆得安居。”其后，清政府与古巴签订了《古巴华工条款》，与秘鲁政府签订《中秘会议专条》，《中秘通商条约》，在这些条约中，都有专门保护华工的条款，此后古巴、秘鲁的华侨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

在处理古巴事件的过程中，丁日昌对海外侨民的艰苦处境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在任福建巡抚期间，上奏“闽、粤两省人多地少，所有无业穷民年来秘鲁、古巴、小吕宋等处贩卖出洋为之佣工，每年何止数万人。惟洋人视华侨如犬马，一入牢笼永沦苦海。大约百人出洋，在途受饥寒委屈而死者约十分之二，到地后被其凌虐摧残而死者又约十分之五，更有受虐不堪相率群投海中，又有自卧车路甘被火轮碾毙；即生者亦复去家数万里，杳无音信，父母妻子只能于梦寐见之。言者伤心，闻者下泪”，对流寓海外的侨工、侨商，他关注的情怀跃然纸上，与之相适应的是他积极采取对策，一方面严厉打击拐骗活动，建议清政府禁止外人在沿海各地设招工局（俗名“猪仔馆”），要求地方督抚同官绅按照条约，妥拟杜弊章程，严禁诱骗华工出国。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土地和人口矛盾日益尖锐，中国人向海外移民已形成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对已出洋之华民，只能采取措施，予以保护。鉴于海外华人虽倍受压迫，却投诉无门的状况，丁日昌提出了在通商口岸设立“新闻纸馆”，“外出商人出面，而密派妥员总司其事，……中国人而被外国人欺凌者，皆可写入新闻纸，布告各国，咸使闻知，使归曲于彼。”动员社会舆论，披露华侨疾苦。

丁日昌的护侨思想可以说是19世纪下半叶海外华侨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反映，华侨社会自身经济力量的壮大以及向祖国请求保护的呼声，渐渐引起了清政府朝野内外有识之土的重视。他们开始呼吁朝廷，联络保护华侨、利用侨资振兴国家，丁日昌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清政府对海外华侨的政策，开始由放任自流转变为保护和管理。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丁日昌作为中国设领护侨的先行者，可以说起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四百七十三章守礼怀恩

丁日昌的这个不情之请让林义哲明白过来，丁日昌之所以如此心系海外华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自己对此有着切肤之痛！

象这种拐走中国女童的事，丁日昌所讲述的，其实在中国是广泛存在的！

远的不说，象那一次发生在日本横滨港的“玛耶西”号事件，虽然在日本政府的帮助下，中国方面解救了全部被拐华工，但仍然有一名小女孩被船长偷偷带走，最后下落不明（小女孩因可在上自由走动，且脸色红润，未见受虐待，日本官员没有带她下船，结果船长逃离日本时偷偷将她带走了）。

如今在自己的努力下，中国海军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那么海外护侨行动，也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了！

自己在“请兴海军护海商经略大洋折”（简称“筹海折”或“拓海折”）里已经说明了保护海外侨民的重要性，接下来，是该促使朝廷开展进一步行动的时候了！

林义哲和丁日昌又谈了一会儿，正欲告辞，丁日昌却突然想起一件事来，命人取来了一份电报。

“此是广东张抚台给我发来的电报，并要我转咨鲲宇，速速回复。”丁日昌道，“此是昨儿个的事，我正要派人送于鲲宇，不想鲲宇先过来了，正可交于鲲宇。”

听到是广东巡抚张兆栋发来的电报，林义哲不由得一愣。

他和张兆栋以前并无交集，广东那里也并没有电报，若要发电报，需要通过香港中转，而张兆栋竟然想到用电报这种方式给丁日昌发来电报，显然是发生了什么紧急的事情。

林义哲接过电报看了一眼，眉头立时紧皱了起来。

张兆栋在电报里委婉的告诉丁日昌说，山东巡抚丁宝桢向广东方面下了单子，为山东的荣登水师订购14艘赶缯船（赶缯船，是中国传统大型福船的一种，因船底为防藤壶等海虫腐蚀而经常涂上白灰或白漆，所以又称“白底船”。现在已经不能作为战船使用，在民间多用作渔船）。

对于山东方面订购赶缯船的举动，张兆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