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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联队有一千五百多人，联队长是松山良政大佐。这家伙不愿意和老百姓一起走，拿起地图一看，发现除了主干道之外还有一条岔路，心里顿时充满了喜悦，举起指挥刀一指——“开路开路的”。

于是，第六联队就成了抗战史上在贵州境内行进距离最长、走路最辛苦、损失最惨重的日军部队。而且，他们到最后也没能到达独山。

说来有趣。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日本学界出现一种学说，认为日本的人种和中国的“夷族”有关，具体的说，就是日本人的祖先也许和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有点血缘关系（这种观点现在还存在，有些媒体还拿它当“新闻”炒作）。因此，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一些日本的社会学者纷纷跑到中国的西南地区来考察，除了写论文、还绘制了地图。

这些日本学者是来研究古人类学和“夷族文化”的，当然就喜欢往蛮荒的村寨里跑。他们对地名的标注也十分细致，贵州的偏远地方的一些山路，中国自己的地图上没有记号，日本的专业地图上却有标志。

日军的军用地图显然也参考了这些学者的科研成果。于是乎，松山良政大佐的军刀一挥，就把第六联队带进了“苗人”的地盘（水族、布依族当时都属于“苗人”）。

石板寨（贵州叫这个名字的地方很多）原先属荔波县的佳荣乡，现在属三都水族自治县的九阡乡。这是个有着一百多户人家的水族村寨，在“苗人”聚居地，这么大规模的寨子是很了不起的，一般没有人敢来欺负他们。

可是，日本鬼子却稀里糊涂地摸来了。

石板寨的村民中，最先遇到鬼子的是潘让。

那天上午轮到潘让在鸡贾河边“看船”。

鸡贾河其实是可以涉渡的。但因为是冬季，河水比较冷，所以村民们准备了一只小船，免得过路的人因为趟水过河、被冰凉的河水弄湿了衣裤。渡船很小，每次只能运送两三个人，渡口也没有固定的梢公，由各家各户轮流“看船”。如果遇到当值的人家不会划船，可以说几句好话，请个热心的小伙子帮帮忙。

潘让就是这么个热心人，他已经是连续第三天看船了。虽然北风吹过河面冷飕飕的，但他的心里却十分得意，“我是全寨子最会划船的人”，他自己表扬自己。

上午十点过钟，河对面出现了四个人。表现能力的机会来了！潘让赶紧把渡船划过去，可惜渡船太袖珍，四个人要分成两趟送。

上船的人都不说话，还端着枪。端枪的人潘让见得多了，那年月，“办公事的”到苗寨的时候都拎着枪，步枪、手枪就是他们的工作证，不稀奇。潘让奇怪的是这几个人的帽子，那帽子的两边就像绵羊耳朵一样耷拉下来，风一吹，“扑楞楞”的响，真是好玩得很。

“办公事的”不说话，潘让也就没说话。当时，他并不知道日本人已经打下了广西，也不知道日军已打进了贵州，更不知道眼前的这四个人都是鬼子兵。

四个鬼子过了河，向石板寨方向走了。坐渡船是免费的，但最后的一个鬼子兵却给潘让鞠了个躬，潘让也赶紧鞠躬还礼，还高兴地笑了起来。

为了这个动作，潘让后悔了一辈子。

第三十三章

事到如今也没人知道这四个日本兵到底是执行什么任务的。从他们前出大部队的位置来看，可能是侦察探路的尖兵，但是从他们的所作所为来看，又像是寻找食物的搜查队。

几个鬼子兵先是在石板寨外的坡地上站了十多分钟，观察了一下环境，然后就肆无忌惮地进了村子。进村以后不说话也不打招呼，两个人一组的分成两队、到各家各户东翻西翻。

“苗寨”的建筑是人畜混居的。条件好一点的人家楼下养牲畜、楼上住人，而一般人家就没有牲畜圈棚，猪啊羊啊之类的动物，白天在院坝里逛来逛去，晚上就和人一起睡觉（当初的目的是为了防范野兽，这当然很不卫生，现在已大为改善了）。

鬼子一进门，就在“桃屋”（供奉牌位的正房）、卧房、厨房、谷仓以及各“家禽活动场所”里窜进窜出，整得鸡飞狗跳。

村民们很生气，他们弄不清这几个“拿枪的”是什么人。

那时候，包括水族在内的各类“苗民”很少主动向政府纳粮交税，通常都是由“公家人”下乡强行征收。因此，寨子一年当中被政府抢几次也是“为国家尽义务”的一种方式，没有什么稀奇。可是，以往“征粮”的时候，“公家人”都要与寨子里的头面人物客套几句、先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