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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无人色，因为这件事到底伤天害理，一想起来惊心动魄，五中不安。

然而一个是帅、一个是将，行动举止，军心所系，不得不强自克制，细商善后。其中李鸿章的处境更苦，因为这出戏的前半段，他是配角，而后半段要“挑大梁”，一方面要奖许程学启，一方面要抚慰郑国魁。一方面要遣散长毛，一方面要应付常胜军。此外内而论功行赏，外而抚辑灾黎，无不是头绪纷繁的繁难之事。这样两天两夜下来，虽不像伍子胥过昭关，一夜须眉皆白，可也是形销骨立了。

＊＊＊当然，也有高兴的地方，第一是光复名城，大功一件，从此薛焕之流，再也无法摇撼他了。第二是太平军聚积甚丰，“八酋骈诛”，财货尽落入淮军手中，李鸿章所得自然独多。据说光是熔化蜡烛台和香炉的锡，就有２０万斤之多。

淮军将领，个个满载，亦不待言。比较文雅却最实惠的是候补知县而为李鸿章管军火的丁日昌，以贱价收买了几万卷善本书。苏州人文荟萃之区，几百年未遭兵燹，旧家所藏宋元精椠，不计其数，武夫所不屑一顾的，大都落入丁日昌手中。

血债无须还而名成利就，李鸿章很快地忘怀了那惊心动魄的一天一夜，精神抖擞地部署着西攻无锡，南攻嘉兴。谁知乐极生悲，麻烦来了！

＊＊＊淮军杀降的消息，由戈登带到上海，洋人大譁，认为常胜军中的西洋军官，不应该再帮助野蛮的淮军，屠杀无辜。同时对戈登颇致讥评，说他的保证毫无价值。英、美、法各国领事，因为淮军此举，违反了万国公法不得杀害俘虏的规定，而且在人道上说，亦不可恕，因而集会商议，是不是应该修正态度，不助清军，改守中立？

会议的决定是，各自呈报驻北京的公使，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交涉，同时由英国提督柏郎向李鸿章提出抗议。这重公案，英国的态度最激烈，这不但因为协守上海及助战淮军，始终是由英国领事及驻华陆海军提督在主持，而且此一消息传到伦敦，已成为在野的自由党攻击执政的保守党的口实，如果没有比较满意的处置结果，可能会引起政潮。

这些情形，李鸿章在事前已有所闻，曾经委托他的“洋员”，也是英国人的马格里，向声明不受节制的戈登苦劝息怒。

疏通尚无结果，柏郎带着翻译官到苏州找李鸿章问罪来了。

“我国国会议员指责，大英帝国的军队，与如此野蛮的中国军队合作，对英国来说是奇耻大辱。”柏郎怒气冲冲地说，“我是代表英国君主与英国国会来跟你讲理的。”

李鸿章最怕的是总理衙门受不住外国公使的压力，降旨责备或治罪，对于柏郎的兴师问罪，虽有怯意，毕竟还不难应付，很沉着地问道：“我错在什么地方，要讲理？”

“你不该杀害投降的太平军，而况是用无耻的诱骗方法。”

“我有我杀降的道理。为了顾全大局，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些道理你未必懂，我亦不必跟你细说。”

“牵涉到英军的名誉，我不能不提出抗议。”柏郎又说，“这件事非常严重，必须你用书面认错，才有挽回的办法。”

李鸿章听翻译官传译了以后，十分生气，不过他到底是厉害脚色，声色不动地笑笑答道：“这是中国的军政，与外国无干。我不能为你认错。”

“怎么说与外国无干？戈登在这件事上有保证的责任。”

“戈登是客师，不错。然而我要请问，他是由谁给饷，由谁节制？”

这话似乎振振有词，然而柏郎亦非弱者，透过他所带的翻译官梅辉立，告诉李鸿章说：“戈登本来就已声明，不愿再受你的节制，也就不会再向你要饷，现在你亦如此说法，那很好，让戈登自由行动好了。”

戈登从苏州回昆山时，带走了郜永宽的义子郜胜镳，还有一千多从金田起事就“从龙”的“老长毛”，也投在他那里，并有谣传，戈登要从李鸿章手里夺回上海附近各县，交还太平军。这虽是虚声恫吓，但狗急尚且跳墙，如果挤得人家不能下场，则弄假成真，激出常胜军的兵变，亦非意外。

因此，李鸿章见风使舵，这样答说：“听柏提督的话，不是来讲什么理，而是来调停，那就好办了，我们不妨平心静气谈一谈。”

于是李鸿章解释他不能不杀降的原因。首先提出太平军在南汇与常熟的守将吴建瀛、骆国忠为例，这两人投降以后，依旧带兵。是因为他们都肯退出城厢，接受约束，因而保他们当到副将，信用不疑。

“由此可知，我岂是喜欢杀降的人？”李鸿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