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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专门的一个保密室去。谁也不准再开封，再开封的时候必须经过批准。王亚志当时是总理的秘书，军事秘书，张治文也是周总理的秘书，周总理决定什么时候要开会了，他们就通知专委办公室做准备，搞出来文件以后，送到总理那里去。当时还不是一般的通信员送去，都是保密员带着专委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两个人，必须两个人送去，自己签收。给15个专委委员的文件，也是直接送给本人。我们平时的公文包，就是写计算过程的这些公文包，从来不能放在办公室，放在铁皮柜里也不行，而是专门有一个保密的文件包，每天下班以后装起来，用火漆印封上，送到保密室去。专委每次讨论的议题和文件都是我们写好了以后拿到保密车间去，我们就站在旁边，看着捡字，排版，印刷，不能离开。最后，要把排印中间的打样烧掉，把板拆掉。

26。一年累秃了头（2）

两年规划编写完之后，二机部从部、局领导层到机关及基层人员，起初在认识上也存在一定的分歧。有人批评两年规划没有根据，是主观上排的日期，超过现实可能。有人认为这个规划完不成的可能性大，完成的可能性小，或者说实现1964年原子弹爆炸的目标提前的可能性没有，只有可能后推，过去经验也是如此。有人还顾虑时间订得紧了会出漏子，担心在生产建设上发生质量、安全事故，万一出了大事，两年规划就恐怕不止是两年，而是10年规划了。

刘杰说，部党组虽说原则上同意了，但一到深入的时候，很多人就有不同的考虑了。考虑也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应该这样干，另一种是这样干是不是太冒了。有的说，这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讨论的时候，也是反反复复的。钱三强、雷荣天，以及白文治、李觉他们都发了言，担心这个计划订得不切合实际，完不成的可能性很大。刘伟和袁成隆等同志则从积极的角度，讲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刘伟说，两年规划不是纸上谈兵，不是唱空城计，而是有一定的根据的。我们现在坐在办公室里很着急，但只要我们到基层去，一接触实际信心就增加。袁成隆说，两年规划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现在不要再说行不行。好多事情要好好研究，但真正解决问题还是通过实践。需要是推动事物前进的轮子。但是，只有需要和现实可能相结合，事情才能成功。

袁成隆说，对1964年原子弹爆炸，我们部里头就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不行，担心是吹牛。他们一是对苏联专家撤走，可能太担心了。二是不大了解情况，而我们是整天在厂里摸，一个厂一个厂、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摸，我们心里都有数啊。所以，我们党组几个人，敢拍胸脯，说能完成。

在历史档案中，可以查到当时二机部讨论两年规划的记录，上面有白文治、杜文敏、李杭荪、李觉以及刘杰、钱三强、雷荣天、何克希等人的发言内容。

白文治说，那时候我只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把握，我不能不留点回旋的余地。所以，我当时说，两年规划这个方案有无余地铀浓缩厂是中心环节，原子弹裂变部件加工是薄弱环节，进度是倒排的，1964年实现原子弹爆炸有可能，但很紧，没有余地，按期完成的可能性小，延期的可能性大。因为有一个细小的环节完不成，整个就都完不成，几十个项目，你只要有一个项目出毛病，整个也会拖延。有点希望，但是没有把握，你要让我肯定这个我不敢。所以在会上讨论的时候，我总是说没有一定，最好留点余地，留下半年吧，大体是这个意思。心里没有把握，那就不敢随便答应下来，答应下来，不是军令状也是军令状，我是这样想的，其他的人也是这个意思。你比如说杜文明的发言，也是这个意思，李杭荪也讲，最好多提一个季度，钱三强发言也主张留点余地。最后刘杰发言是争取1964年，留半年余地。留半年就是1965年的上半年，按照刘少奇同志说的。

1962年12月，刘杰召集核燃料工厂的几位厂长开会，讨论有关制订两年规划问题。刘杰说，他们听说后都很激动，表示坚决千方百计完成任务。主管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彭桓武明确表示，对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是有把握的。他们是生产第一线的指挥员和战斗员，最有资格回答两年规划是否有依据，能否实现这一问题。我以为，我们有的领导同志当时之所以对实现两年规划有些担心，主要是受分工和保密的局限，以致对实际工作了解不全不深不透。当然，核工业建设、原子弹研制中的问题困难还很多，未知因素不少。比如：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出来了，但需要大型爆轰实验来检验，聚合爆轰出中子这一最叫人揪心的技术关还没有过。大型爆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