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第3/4 页)

学上过学。我们和其他人一起，创立了非国大青年联盟。1952年，我们一起投身“藐视运动”，参加了反政府大罢工，在“叛国罪审判”中也一同受审。

第4节。

那些年，我们一起在法庭附近的办公室里上班。每天早晨，办公室里都有一队队耐心等待的人群。等候室的椅子不够，人们就站到走廊里。我和曼德拉要从他们面前一一走过，才能来到办公桌前。

南非的囚犯数量位居世界前列，国际声誉不佳。监狱里挤满了非洲人，有些犯的是重罪——种族隔离社会中的暴力犯罪一直在增长；但有些只是触犯了法规的轻罪，在真正的文明社会，绝不会被判入狱。失业是犯罪，因为如果非洲人的通行证上没有官方认定的就业章，迟早都会被捕。没有土地也可能是犯罪，我们每周都要会见来自乡村的农民代表，他们受尽了冤屈和苦难，向我们倾诉：他们家族世世代代耕种着那一丁点儿土地，如今他们却要被赶走。酿造、饮用非洲啤酒，用以此得来的微薄收入来补贴家庭开支，也是犯罪；女人如果这样做，会面临更大数额的罚款和牢狱之灾。对白人不恭敬也可能是犯罪。非洲人如果住在“错误”的地区——即当局认定的白人区、印度人区或有色人区，也可能是犯罪。

南非种族隔离的各种法令，将无数无辜的人变成了“罪犯”。种族隔离激起了人们的仇恨和不满。年轻人本该接受教育或学习手艺，却在街上游荡，拉帮结派、报复社会，因为这个社会只给了他们一条贫穷或犯罪的死路。

我们的办公档案记录着几千个这样的故事，就算我们合伙开事务所之前没有参加过反抗南非种族隔离的斗争，办公室里的所见所闻也能弥补这一遗憾。我们已经是专业人士，但每一次开庭，每一次到监狱里会见委托人，都让我们想起印在同胞身上的屈辱和苦难。

纳尔逊曼德拉出身于特兰斯凯王族，从小就在为今后舒适、尊贵、体面的生活做准备。他于1918年生于乌姆塔塔附近，是一位滕布族酋长的长子。他十二岁丧父，由部族的大酋长负责其抚养和教育。

纳尔逊曼德拉、政府的主要反对者滕布族大酋长萨巴塔、特兰斯凯地区大部长④兼国民党政府的主要合作者凯泽马坦齐马，这三个人小时候是在一起接受教育的。十六岁时，纳尔逊曼德拉前往黑尔堡，我们在那儿初次相见，确切地说，那是在一次学生罢课的热潮中。

黑尔堡学习结束后，我们各奔东西。我到约翰内斯堡的圣彼得学校担任数学老师。这所学校后来被当局关闭，因为学校不肯屈从政府专为所谓“劣等”非洲人制定的一些特殊规定（《班图教育法案》）。该校毕业的一批批年轻人先后加入非国大，因为那是我们争取权利的爱国民族运动的领导机构。

曼德拉的父辈及兄长们为他安排了部族包办婚姻，于是他决定逃离特兰斯凯。在约翰内斯堡，他第一次了解了城市中非洲人的命运：拥挤不堪、没完没了地突击检查通行证、拘捕、贫穷，以及白人统治所带来的无尽羞辱和烦扰。

在那个关键时刻担任非国大秘书长的沃尔特西苏鲁认识了曼德拉，建议并敦促他学习法律。曼德拉通过函授获得了文学学位，后来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修习法律学位课程，随即在一家白人事务所见习。1944年，我们在非国大青年联盟再次相遇。

纳尔逊这个人充满激情，情感丰富而敏感，面对侮辱或屈尊俯就的行为会感到义愤填膺并迅速反击。他有一种天生的威仪和难以抗拒的魅力；他高大英俊，仪表堂堂；他信任年轻人，也能赢得年轻人的信任，因为他能体会他们的迫切心情；他也能赢得妇女们的喜爱。总之，他忠诚、勇敢，是天生的群众领袖。

第5节。

纳尔逊逐渐发现，当局的镇压非常残暴，不允许群众集会游行，人们的怨恨和希望也无法用这种方式得到宣泄和实现。领导组织大规模群众集会，作用有限；政府充耳不闻，很快，催泪弹和枪口就对准了人民。

我们吁求的正义性得不到认可。曼德拉这样的领袖也日益受人欢迎，而这更促使政府进行反击。曼德拉被禁止演讲，禁止参加集会，禁止离开约翰内斯堡，禁止加入任何组织。此时，演讲、游行、和平抗议、组建政治组织，都成了非法行为。

非洲人的抗争，面对的是非洲最强有力的对手：一个工业化程度高、武器装备精良的执政当局，其中有个狂热的白人团体，一心要保卫他们的既得利益，维持他们的偏见。而且，美国、英国、西德、日本的投资，与这个全球利润最高的压迫体制同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