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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0年代救亡运动中的老同事在一起公开露面。这些人1941年在重庆联合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它的核心后来成为“中国民主同盟”）。

同她和她的老同事们常在一起的有革命学者、诗人郭沫若。在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时，他曾负责北伐军的宣传工作，后流亡日本多年，不作政治活动，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才回国。

国民党某些著名人物采取抗日和反对内战的立场（如冯玉祥将军）或者即使暂时向这个方向转变（如孙科），她都注意到使公众有机会看见她同他们在一起。

她参加对已故爱国进步人士的纪念活动，从不缺席。救国会“七君子”之一邹韬奋在香港沦陷后辗转去苏北新四军工作，1944年7月24卧因病去世，以参加中国共产党作为遗愿。10月1日，由宋庆龄领衔发起的追悼大会在重庆举行。在反动气焰趋于嚣张的时期，她特别注意参与这一类型的活动。她的在场会提高这些活动的声望、扩大影响，还会提供某种安全保障。

两周之后，即10月19日，她又同救国会老人沈钧儒、作家茅盾等人出席鲁迅逝世纪念大会。如同8年前在上海为鲁迅举行送殡仪式时一样，有人企图捣乱，因宋庆龄在场而未敢轻举妄动。她自己这样写道：

“上星期我们为鲁迅开了一个纪念会。那些SS①在我离开之后（因为我有另一个约会）冲进会场，桌椅横飞，出现一场暴乱。”②

①SS可能是Secret　Service“特工处”的缩写，也可能借用纳粹党卫队的缩写作为比喻。——译者

②宋庆龄自重庆致缅甸前线理查德·杨少校，1944年5月29日。

在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中，宋庆龄坚持在重庆——尽管受环境的限制——举行一些募款活动，因为这对建立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统一战线有好处。王安娜引用她的话说，“我们总是请外国朋友捐款，这不是办法。这里有的是富翁，应该请他们为崇高目的捐献，哪怕是一个人几块钱也好。我们在这里也开展一点工作的话，那我在海外的工作也好做了，可以争取到外国朋友和华侨更多的捐款。”①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纽约格雷斯·格兰尼奇，1944年10月28日。

她和保盟举办的救灾活动不但在救济工作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有很大效果。在1943年和1944年的大饥荒中，河南、广东两省受灾人数以百万计——除自然灾害外，还因为国民党官员和军队的横征暴敛以及地主奸商的重利盘剥。这些救灾活动都搞得有声有色并且不取任何费用，同国民党政府只说空话、不做实事以及重庆那些发国难财的阔人对灾情视若无睹适成对比。但由于是孙夫人发出的呼吁，所以甚至这些老财们也不好意思不拿一点出来了。

救灾活动所募集的款项一部分由保盟交给“工合”，为河南灾民组织生产自救。有许多灾民逃往解放区，生产自救在那里开展得最有效，灾民的口粮和劳动生产都安排得很好。

1943年5月中，由宋庆龄主持、“保盟”举办的赈灾国际业余足球比赛在重庆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这个主意是许乃波先想出来的，宋庆龄立即接受。许是一位爱好体育的工程师，在香港时是“保盟”的技术顾问，到重庆又参加了它的常设委员会。他是在英国上学的，同半官方的“中英文化协会”有关系。他为筹办这次义赛举行了一次宴会，邀请几个国家驻重庆的大使出席，席上得到了他们的赞助。在中国官员中，重庆市长贺耀祖将军（也许是因为他那位支持“保盟”的夫人对他做了工作）授权市足球队参加，还命令市政府的军乐队到场演奏助兴。消息公布、请柬发出、赛票售出之后，国民党才匆匆忙忙通知说，只有它所属的机构才可以募集赈灾捐款。保盟没有理它，国民党要强制取消这样的国际比赛，时间上也来不及了。

当宋庆龄到场主持开球式时，许乃波要军乐队演奏中国国歌。“我们只在国家典礼上才演奏”，乐队指挥起先不同意。许坚持说，“孙夫人是国母，到会的还有要人和大使（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苏联和美国）”。军乐队到底还是奏了国歌。①

①王安娜书，第390页。

许乃波还记得，在筹备足球义赛过程中，有一件事情足以再次显示，宋庆龄总是灵活性和原则性两者兼顾。这次义赛的一位重要的外国赞助人是英国大使霍勒斯·薛穆爵士。在那次宴会上，在随便谈话时，薛穆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辩护，他的论据是当时英国人常用的，即：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对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