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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这十年能够继续贯彻孙总理的全部主张，我敢断言，中国国内封建势力早已被铲除干净，帝国主义也早已被驱逐出去，而中国也早已成为独立自由的国家了。’，但十年来，无数有为的青年牺牲了，无数经验教训在内争中被抛开了，致令外敌乘隙而入。①

①参据刘家泉着《宋庆龄传》，第336—337页，及尚明轩等编著：《宋庆龄年谱》，第104—107页。

她在致中国同胞的宣言中所强调的要点，在对外的声明和广播中也同样强调。她还指出，中国人民从心底感谢国际。的群众支持，如英、美部分码头工人拒绝装载输日货物、妇女拒用日本丝袜等等。但英、美政府却采取了另外一种态度，英国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华盛顿则以中立为借口准许向日本出口石油、废铁及其他战略物资——没有这些资源，日本是不可能长期对华作战的。这些政策不但对中国是不公正的，而且这些国家最终将会发现，它们是在把日本武装起来对付它们自己。但是她发出的警告当时却未能引起国际上的注意。美共党员马克斯·格兰尼奇和他的妻子格雷斯（莫尔）编辑。格兰尼奇的哥哥是美国著名左翼作家，笔名“迈克尔·戈尔德”。吴大琨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回国。在本书写作时，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第十五章　抗战岁月（上）：香港，1937。12—1941年

（一）从上海到香港

日本攻占上海后，宋庆龄转移到一个新的地点——香港去继续她的工作。在转移出去之前，她又得过一关，因为她的寓所虽在法租界（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归外国人管辖，在法理上是中立地带），但现在除在附近经常出没的密探外，又多了一些前来监视的日本特务。为了麻痹这些家伙，在动身的那一天——1937年12月23日——她在家中安排了一种使人不可能产生任何疑窦的安详景象。两位外国女友到家里来喝茶，一会儿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也来了。她和贴身女佣李姐从后门登上艾黎雇来的出租汽车，然后开往公共租界的外滩码头，登上一艘挂外国旗的沿海客轮。她用头巾捂住半个脸庞（那天天气很冷），一只手挽住艾黎的结实的臂膀，显得十分轻松自如地一同走上跳板，没有人来得及阻止和盘问。①

①《艾黎自传》第80—8贡页记载了这一场景。在他为纪念宋庆龄逝世而写的《一朵永不凋谢的花——回忆宋庆龄二、三事》一文中也提到，此文收入《宋庆龄纪念集》，第251—253页。

她选择香港作为目的地是根据中共驻上海代表潘汉年转达的中共中央的意见。在同一条船上的还有中共联络员李云，一位年轻妇女。她们是分开买票的，上船以后直到确认安全有了保障才开始接触。她们抵达香港正好是圣诞节。有四年时间，这里将是宋庆龄开展持久的、多方面的活动的基地。

为什么选择香港而不是武汉（中国政府从南京撤退到这里，以后又西撤到重庆）？这是因为香港密迩华南战区，便于访问和来往，但又可不受国民党的干涉或检查。从这个还在英国人手里的开放港口，不论在政治上或在交通上，她还能更方便地接触到海外支持中国民族解放和进步的人士——他们中间有外国人，也有分布世界各地的千万华侨，而在外国人和华侨中宋庆龄都有很高声望。他们可以通过香港把他们捐赠的款项和实物，经由他们所信赖的宋庆龄的手分配出去。

因此，除了短期去内地旅行外，她一直住在香港，直到1941年底日本人占领为止。在到达香港的最初几个月里，她就建立了“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保盟的主要任务是向中国战地提供救济和援助，特别是中共在敌后不断开辟的游击区——对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是久所擅长的——这些游击区是第一批从日本占领军手中收复的成片中国领土。但是，中共领导的部队尽管属于统一战线并已合法化，却得不到中国政府的军需给养，甚至连医药供应也没有。

这些区域还受到了新闻封锁，所以保盟除救济工作外，还为它们进行宣传。

保盟在组成上具有广泛性和国际性（成员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人为宋庆龄进行十分重要的更为广泛的活动提供了基础。下面将首先介绍这些活动，然后再叙述保卫中国同盟，因为它有本身的独特历史。

在国内事务方面，她的工作是保持、加强和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核心——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这在抗战期间曾经几起几落。在国际上，她帮助建立和加强反法西斯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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