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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的日子里，这位年轻妇女承受着比武汉时期还不知大多少倍的压力。来自国民党旗帜篡夺者的威胁利诱连续不断。来自亲人们的压力中有她所爱的母亲的凄惶之泪。但她一回到上海，就毫不含糊地说明了她的立场。在7月30日合众社记者古尔德再次访问她时，她一举戳穿了南京蒋介石新政府所散布的她可能在这个政府中任职的谣传（同时也是一个试探气球）。她尖锐地指出，“在国民党现行政策不改变之前，余决不参加任何活动；于革命事业不纳入中山主义轨道内时，余决不担任任何党务。余非叛徒，亦非骑墙，且与南京政府毫无关系也”。①

①《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5—1036页。

8月1日，在江西省会南昌的北伐军部队起来反对南京和武汉的革命叛徒。领导这次起义的是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人组成的核心，包括久战沙场的朱德、贺龙、叶挺和刘伯承。为了重申共产党和仍然忠于革命的国民党人之间的联盟，在起义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包括了宋庆龄、何香凝和邓演达，还有郭沫若等左翼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将领张发奎（本来期望他会支持，但未实现）。虽然起义因遭受挫折而失败，但它创建了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从而改变了历史。（8月1日现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在上海，不少人企图用恫吓或诱骗使宋庆龄宣布不参加南昌的革命委员会。前不久还是武汉国民党领袖的汪精卫也写了一封信——现存上海宋庆龄故居——明显地对她施加压力，要她同共产党分手。但她统统加以拒绝。

她签署了8月间由22位国民党中央机构前高层领导人联名发表的声明。签名人中包括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和邓颖超。声明痛斥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是“孙中山遗教的叛徒”、“投向帝国主义的逃兵”和“新军阀”。

（一）决定性的行动

高潮是她在8月22日发表的《赴莫斯科前的声明》①。她在声明一开始就指出；

①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63页。

“中国如果要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现代各国的斗争中生存下去，就必须彻底改变半封建的生活情况，并以一个新的现代化国家代替那存在了一千年以上的中世纪制度。这一工作必须用革命的方法来完成。因为国内军阀的腐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内外夹攻，不允许我们有那样漫长的时间来采取逐渐改进的办法。”

把现代化作为中国的主要目标，这在今天仍然有效，而“必须用革命的方法”为中国的现代化铺平道路，则已为历史所证实。

从一般真理，她进而谈到具体任务和政策：“为了铸造一个合适的革命工具，孙中山于一九二四年冬在革命的基础上改组了国民党，制定了三大政策的行动纲领来加强三民主义。第一项政策号召吸收全国工农参加革命工作，取得他们的支援。工人农民是两大基本群众……代表全国约近百分之九十的人口。他们在数量上既然如此众多而且应该是革命的最主要的受惠者，那末，如果我们要使革命运动具有生命，和切合实际，很显然地就必须把他们吸收进来。

“孙中山所制定的第二项政策，认识到……国共两党有合作的必要。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着重点是本书作者加的）

中国革命的动力是共产党——这是宋庆龄从历史中得出的新的教训，现在作为她自己的看法第一次公开发表出来。这个看法她一直保持到生命的终结。

接下去，她谈到国际方面：“孙中山的第三项政策是关于国民党联合苏联这个基本重要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所有革命力量中最为活跃，同样地，他认为苏联在世界上所有革命力量中最为壮大。他相信，国民党如能和这两种伟大的革命力量建立正确的关系，就会大大地帮助革命，使中国获得国家的独立。孙中山不怕也不耻于承认他这个革命的论题，因为他知道，法国曾经通过拉斐德在美国革命中起了客观的革命作用（这里不妨重提一下孙中山在1923年曾把鲍罗廷比作当代的拉斐德——本书作者），在争取自由的斗争史中，也还有很多同样的例子。”

宋庆龄着重指出，“由于孙中山以大政治家的风度运用了三大政策”，才使国民党“在北伐中取得伟大军事收获”“使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地提高，迫得列强的代表与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部长在会议上以平等地位进行谈判。”

紧接着是鞭挞性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