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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本来目的主要在于把户国那些有钱有势的家庭在商业上、文化上和政治上同这两个国家联结在一起。但有讽刺意味的是，英语在中国却发生了同原来目的背道而驰的作用，正像中国不少有钱有势的家庭的子女却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历史总是按它自己的规律发展的。

陪同马林从上海去桂林的还有两个国民党人——陈友仁（尤金·陈）和李禄超，以便引见他们的党的领袖。有趣的是，马林去桂林是因孙中山驻沪代表张继的建议，由国民党邀请的，而张继的认识马林则由于北京大学教授、五四运动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创立者之一李大钊的介绍。由此可见，国共两党的关系那时已颇融洽。而马林则在印度尼西亚曾促成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合作，所以他是最早主张在中国也实现同样合作的人。

在宋庆龄参加的孙中山一马林会谈中，马林提出两点建议，为孙中山所接受，并从而产生了历史性的后果。第一点是国民党要改组成为一个联盟性质的政党，能够团结一切社会阶层（特别是工农）的进步力量。第二点是建立一支由革命党领导并忠于党的思想的新军并创办军官学校，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为这支新军培养军官。革命不要再依靠任何一个军阀。

同马林的会谈不是孙中山同共产国际的第一次接触。一年前，孙在上海曾同格里哥里·维金斯基（中文名字“吴庭康”）交谈。①维曾帮助陈独秀（五四运动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的前导。他是1913年从沙俄移民到美国的工人，在那里学了英语、参加了美国社会党，直到十月革命后才于1918年回国，成为一个活跃的共产党员。这个年轻的俄国人当时才29岁，同宋庆龄差不多年纪。

①据马湘着《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收入论文集《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

国民党人和早期的共产党人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关于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最初几次会议是在戴季陶的上海寓所举行的。在孙、宋结婚的时候，戴是孙的亲密信徒，也是孙氏夫妇的私人至交。（后来，他成为出名的国民党左派；再后来又一变而成极右派。）参与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还有邵力子。他曾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后来参加共产主义小组，但后来又回到蒋介石阵营中去，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再度同共产党合作。第三位是法学家和教育家董必武，他参加共产党后从不动摇，参加了红军长征，逝世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22年4月，孙中山会见的俄国人中有塞尔盖·达林——他是“青年共产国际”派来广州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达林当时年仅21岁，但已有几年革命活动的经历，并成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成员。他们会谈时，庆龄也在座。至于谈话的主题，据达林回忆，孙中山对苏联红军的组织和政治教育特别感兴趣。①

①参看《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维金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及上引威尔伯所着传记。

很明显，孙当时想得很多的是组建一支革命的军队，而不是一支只起辅助作用的军队。

（六）孙中山晚年思想的发展

在政治方面，新的观念也正在孙的心中酝酿。他在同马林会谈后不久，在桂林发表的一篇演讲中说：“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①

①达林着《中国回忆录1921—1927》第十章“与孙中山最初的几次谈话”，第99—108页。

关于革命的纲领，他正在走向以后在20年代中期提出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三大政策不可避免地不仅发展了、而且是改造了本世纪初他所提出的旧三民主义。

首先是民族主义。它最初只是反对清朝统治并谋求国家的独立富强，办法是实行现代化——大致相当于“西方化”。现在，民族主义有了新的锋芒，即反对帝国主义，正如宋庆龄回忆孙中山在一次谈话中所说，“‘俄国革命成功……为中国树立了一国如何摆脱外国侵略与不公正的枷锁的榜样。’”①

①《实行三民主义改造新国家》，载《孙中山选集》（上卷），第437页。

民权主义也不再把西方看作模范，这一点从前面所引孙中山关于旧式的和新式的共和国的讲话中可以得到证明。

民生主义是社会一经济纲领，它不可能不受到苏俄的实践的影响。孙中山对于列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