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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极度失望。霭龄1904年去美之后，她们就成了一对分不开的游戏伙伴。那时她家住在上海虹口一座自建的花园洋房里，有围墙环绕。庆龄虽是姐姐、又比较沉静，但她同妹妹常常不顾父母的禁止，偷偷溜出园门到乡间旷野去玩一会儿。在美国期间，霭龄毕业回国后，庆龄负责照看小妹，有三年时间实际上担起了父母的职责，而美龄也爱她的二姐。在以后十多年时间里，她们之间没有显示出任何裂痕——相反，她们既是同胞姐妹、又是知心朋友。1915年，庆龄打算不顾父母的反对同孙中山结婚。她写信去希望得到同情和理解的是还在美国上大学的美龄。有一种说法认为，年轻的美龄是这个家庭里唯一赞成这桩婚事的成员。①

①本段部分取材于一篇中文文章《庆龄和美龄》，见《演讲与社交》，北京，1986年第3期。又参见曹云霞着《宋庆龄与宋美龄》，香港《镜报》，1981年第4期。

后来，紧接着蒋介石在1927年对革命者进行大屠杀之后，美龄同蒋结了婚，并使蒋煞有介事地（在政治上也很有利地）信奉基督。这桩婚事使庆龄心中充满憎恶。“如果他是基督徒，那末我就不是”。庆龄后来曾这样说。

就这样，从这段较晚的时候起，通过她们作为两个对自己负责任的成年人对社会和政治环境的不同反应，庆龄对美龄逐渐形成一种不以为然的看法。这本来是原则性的分歧，但作为一个曾挚爱过这个小妹妹的姐姐，她在个人感情上所受的损害，使这种反感更·趋强烈。

据庆龄那位儿时在湖群学校的同学说，庆龄性格中另一在幼时就显露的特点是，她好像从不慌张着忙，情绪总是很稳定的。只有在丢失什么东西或把什么东西弄脏时，她才会有点手忙脚乱，但一会儿也就过去了。

她的心很软，有一次看见厨师宰鸭，她就跑开并且哭起来了——从此她在这个学校里就再也不吃鸭子。

还有一点，就是她的专心好学。据美国新泽西州萨米特镇图书馆前馆长路易丝·穆尔回忆，庆龄在这里上第一所美国学校时，她总来借一些“年纪比她大得多的人才看的书”，并且贪婪地读着。在威斯里安学院，她兴趣的广泛——从文学到历史、哲学——可以从她被任命为院刊编辑一事上充分体现。

她从早年起就立志为他人服务。她显然曾一度想当医生。她的一个同班同学在“毕业预言”中写道：“我很快就得去中华民国，并把我自己置于医学专家宋庆龄的看护之下。”她对医学的兴趣后来因为嫁给孙中山——他是一位医学博士——而更增加，并保持终生。倒是在给霭龄的“毕业预言”中有同学曾说她会在官场中跻身高位。

大学女生总是充满浪漫的幻想的，庆龄有没有呢？同年毕业的友人玛丽·斯塔尔回忆道，“她常给在哈佛的一个男孩子写信——你要是知道我帮她写了多少信一定会吃惊。她一接到那个男孩子的信，就会飞也似地跑进我的寝室，我们一起读信，一起商量怎样回信。”①很显然，庆龄同这个男孩子的关系不会是很密切、很认真的，要不然她不会同这位女同学“共享”情书，而且也没有材料说明她到底见过他没有。

①玛丽·斯塔尔的话见美国乔治亚州一张报纸上署名约莱恩特·格温的一篇报道，可惜这篇报道的复印件（来自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上没有注明报名和日期。报道的第一段引用电讯说，“在乔治亚州受教育的孙逸仙夫人正被推荐为红色中国的主席”，由此可证明这张报纸的出版年份是1949年。在这篇报道中，记者格温采访了斯塔尔小姐和另外三位宋庆龄的老同学，一起回忆往事。

但她对于女同学们的“罗曼史”、对于男孩子，当然并非毫无兴趣。有一封她在威斯里安上二年级时写给女同学的信为证：

“你怎么样，还有查理，他见到‘世界上最甜蜜的少女’了吗？有几位客人来过这里，包括罗西纳的追求者在内——你的朋友和崇拜者内夫先生已经走了。你的另一位迫求者保罗·萨顿回家去了。保罗想你想得不得了……好多男孩子要来……”①

①致詹尼·多尔蒂的信，1909年9月9日。

另外一段有趣的回忆是最近由美国缅因州的一位老太太提供的。她的已故姨妈少年时有一次在科德角一个女童子军营地度假，曾遇到宋氏三姐妹。在一次营火晚会上，庆龄用中国话发表了一通演讲，题目是《给妇女选举权》。虽然在场的美国女孩子一个字也听不懂，但庆龄的表情和语调是如此生动传神，以至于使她们似乎都明白了她的意思。她的这一表演使大家很感兴趣并留下深刻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