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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了。

最后，我还要感谢《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杂志社，使我在任职该社期间能有许多时间用于写作本书；新世界出版社的陈休征接受了出版本书英文版的任务并耐心地等待它的完成，该社的林黎明和其他同志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同我一起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

以上我只举出了一部分机构和人士，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我对其他不及列名的机构和人士的感激之情会比对他们稍逊。

在写作本书的十年中，在我自己的家人中，我得到了已故的妻子邱茉莉（我们共同生活了40年，她和我一样也在宋庆龄手下工作过）以及现在的妻子、在宋庆龄创办的《中国建设》的老同事黄浣碧的耐心合作和毫无保留的支援。

不论是哪一种文版，我都要为本书的中文译者、我的老同事沈苏儒和日文译者、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久保田博子夫人致特别的谢意，因为他们两位“超越了本职工作的范围”，订正本书英文原稿上的若干讹误，提出改进的建议，从而在总体上为本书所取得的一些优点作出了贡献。

至于本书存在的缺点，那完全是我的责任。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1991年12月于北京

中文版序

在这篇序言里，凡在总序中已说过的我就不重复了，我只特别指出几点。

这本传记，同已经出版的中文宋庆龄传记比起来，更多地依据和引用了宋庆龄用英文所写的作品——英文是她最便于用书面表达的文字。这些作品不仅有文章（它们多数已都有了中文本，不论最初是用什么文字写的），还有几百封信件，有写给外国人的，有时也有写给中国人的，如廖梦醒及其他人。我还利用了许多——可能多于中国读者过去已知的——外国人的著作，这些人在宋庆龄一生中不同的时期认识她或观察过她。

这不只是简单地一个文字不同的问题，而是为了在一种特殊的背景——国际的和二元文化的背景下来描绘出宋庆龄和她的时代的图象。在宋庆龄身上，国际主义和二元文化思想总是同爱国主义密切结合的，后者是前两者的永恒基础。

爱国主义——热爱和尊敬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这是她的坚强和永生的根，不仅表现在她的政治立场和行动上，而且溶入了她的整个身心。她所具有的是那样一种民族自尊心，使她既无民族自卑感、又无民族优越感——前者是爱慕所有外国的东西，认为中国事事不如人；后者则是夸耀所有中国的东西，对一切外国东西都不屑一顾。作为一个中国人，她昂首挺立，同外国人完全平等。她要使祖国昌盛并为此而奋斗。从少女时代起直到暮年，她对中国人有能力攀登一切成就和知识的高峰，始终满怀信心。她是民主的——从这个词的最深刻的意义上说。对她来说，国家就是人民，而人民不仅是指某些社会上层（虽然她自己出身于社会上层），而是广大的劳动大众。

她亲身参加了中国革命的几个阶段，深知革命的必要性，在危急关头坚定不移，在胜利中同庆共乐，但始终意识到前面的道路漫长。长期的经验和深沉的思索使她坚信中国——世界也一样——的未来是社会主义，而在中国，取得进步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不是空洞议论，而是她几十年来历经风雨用行动所显示的事实。

正如她在一切经验中对革命的信念从不动摇一样，她对知识所赋予的价值也是从不动摇的。她深信，未来是要用革命精神同最先进的知识来铸造的。

她是为妇女充分参与共同事业的权利和职责而奋斗不已的战士。

她最深切的爱和关怀在于儿童，为了他（她）们的身心健康、为了他（她）们的教育，使他（她）们成为来之不易的进步的自觉继承人和未来的充满信心的建设者。

谈到现代化，宋庆龄无论就其内在或外表来说，都是一位真正的现代中国人——她在少女时代是这样、在整个一生中是这样，而且我敢说，在这一代人以及以后的无数代人中，她仍将被认为是这样。

这些就是我想要告诉读者——特别是年轻的中国读者——去认识和了解宋庆龄的理由。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1991年12月于北京

第一章　青年时代：美国，1907—1913年

在本书所选用的照片中，有一张中国姑娘的大学毕业照，面容坚毅、眼神深邃。她就是1913年获美国威斯里安学院学士学位的宋庆龄。后来，她成为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两千年封建君主制度的革命先行者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