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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到：那些标志着学阶、资质的证书就像当年的紫菜叶，底下的内容日渐淡薄，但那虚幻的象征还在那里。打这么一个比方：现在有一股修葺古建筑之风，红墙碧瓦，泱泱古风——可人们心里都明白那堵红墙是怎么回事。我虽不知道现在的院校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知道“那堵墙”已经变了颜色。没有可比性的话我不说了，就文科学生的素质而言，我觉得现在成堆的硕士，可能还包括个别博士，都不如当年十几二十年前的本科生。

新来的年轻人，多多少少都有点《一地鸡毛》里的小林刚到新单位的德性，一代代都是这么过来的。新来乍到，目中无人，穿着休闲衫上班，不知道打开水抹桌子，不知道尊重老同志……你我都经历过这个放浪形骸的阶段，这就是所谓青春的错。

俄罗斯的一句谚语“驼子进了棺材背自然直”实在有理。就拿我来说吧，先考上清华，再读硕士，然后到武汉的一所大学教书，在学校里跟领导关系处不好，这才毅然下海谋生。如果说你把“毕业生之困境”移到前十几年去写，去采访一下我单位的系主任和总支书记，问一问那个姓冒的是个什么东西；估计他们声声控诉的，比你这些个采访录音中表现得更鲜活，会更具有“典型性”。

我从学校出来，一半是碍于面子，另一半是想通过别的途径来证明自己。我跟几个跟我差不多的朋友搞了一个广告公司，没有什么资金，就把女朋友积攒下来准备结婚的钱都投进去做“开发”了。还好，狗屎运当头，挡都挡不住，很快有了“第一桶金”。我们几个人也算是早期合理避税的理论家兼实践者，我们搞的是广告公司，注册的却是“研究所”。研究所有个好处，可以避税。半年间，就壮大起来了。再加上脱离了体制，在没有什么依赖心理，一两年内也算实现了一点原始积累。

当时公司形成了一定规模，也需要更多的人手。当时像我这种不在体制之内的企业，要从容挖人是比较困难的。那阵大学生赴深圳、海南，形成了一股“下海”“淘金”热；但是，用人体制并没有因此而有根本的动摇。许多大学生从原单位出来另找工作，还是留了一手，搞什么“停薪留职”——说到底还是底气不足。不知道有多少人白白地缴送了许多“管理费”，差不多占收入的1/3以上吧，到最后还得下决心辞职——这说明对个人来说，脱离体制的抉择是艰难的。但是，就是在那种环境下，我也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定下了公司用人原则的“约法三章”：

一、优先招普通高等院校的本科、专科生，当然研究生更欢迎。鼓励他们砸碎“铁饭碗”。有胆量辞职者发放一笔5000～10000元的安家费。

二、对于在原单位保留关系的大学和大专生，其所谓“管理费”由公司全额或部分代缴；如果他们在公司工作一段时间后，有愿意自行“引刀一快”同原单位了断的，公司可以按月应缴管理费数额乘以18个月工期一次性发放给这部分职工，基本上不低于给直接辞职来公司上班的人员安家费标准。

三、有更好的发展前途者，公司绝不强留，绝不刁难；摆酒相送，友谊长存。

现在的大学生看到这些优惠条件肯定会长叹一声——俱往矣，那真是“人才”的美好年代呀！

我的这个“约法三章”，也是参照了其他的一些勃勃兴起的新企业、新公司的用人优惠政策来制定的——听上去是不是气象开阔，大有汉高、魏武招贤纳才的气度？对“约法三章”的第一款我得特别拎出来说一说。第一款的实质，说白了，就是只要全日制普通高校的学生，有我的感情色彩在里面：我就要正牌大学生，就是冲着他们正规的教育背景、冲着他们均衡的学养、冲着他们的学生味十足！上班穿穿拖鞋、听听崔健的歌，不懂人情世故，落拓不羁，这些都没关系！我相信他们是一座活力十足的金矿，身上蕴含着无限的成长性……

说到这里，回到你采访那个的正题上来。你那些采访案例里谈的大学生不知道给前辈拎开水，不知道尊重领导，站没站相，坐没坐相，玩心重，自视过高，出言不逊，不遵从考勤制度等等——我也一直同他们的这些恶习作斗争，但老实讲这是一种愉快的斗争，我采取一种简单粗暴的方法来“治”他们的毛病。

张三你不是总爱迟到吗？那我就给你来个乘数累积法：第一次迟到扣月薪1/30，第二次1/15，第三次1/8，第四次1/4，第五次1/2……扣到第三次他就感到痛了；温水煮青蛙，煮到你痛为止。要是一个月连续6次迟到，我也不累积了，这个月你算白干，我也不至于刻薄到连你下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