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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只许进不许出。外面这些人，不要惊动他们，发现鬼鬼祟祟的，先扣下再说！”

“您同志是……”他们不知曹秋林是什么人。

曹秋林没有回答，拉开拉链让四人看了看腰间的手枪，便拔腿往车站里飞奔而去。他一口气奔到站长室，出示了证件，三言两语说明了情由。

站长立时惊出一头冷汗，急煎煎问道：“咋办？”

“你马上组织全站同志，把车站外的人都赶到站内停车场去，卡住通道，只进不出；另外，所有车辆也一律不得出站。”

“明白了！”

站长出去后，曹秋林马上往“先锋厂”公安处打电话报案，接着又向将军坟公社公安特派员报了案。

公安特派员小姜立刻赶到汽车站，这时所有人都已集中在站内停车场上，他进去走着扫了一圈，认出几个在他那里挂过号的小偷，马上一一叫出来，让车站职工先把他们看起来。这时，“先锋厂”公安处长吴荣德、副处长刘城率领二三十名警察风风火火跑步赶到。曹秋林、小姜把处置措施说了一遍，吴荣德当即下令：“先搜查那五个在小姜那里挂过号的家伙！”

那五位是四男一女，三个是插队知青，二个是当地社员，都是偷鸡摸狗、挖墙掏兜的行家里手，个个进过“群专队”，蹲过拘留所，可谓是见过世面的角色。但没一个经历过今天这样的场面，因此都有些不自然，乖乖接受搜身。搜查结果，四个男的没什么，但公安处的两个女警察在那个叫袁淑贞的女知青的胸罩里发现了一百四十元钱，这在当时已经算得上一笔款子了，她便被留下接受讯问。四个男的放行，但被告知未经许可不准离开生产队；警方传讯，随叫随到。

吴荣德和刘城、小姜商量后，决定对停车场进行清场，所有人分几路排队离开，出卡子前必须自动将行李打开、衣兜掏净，接受国检。一小时后，近千名对象悉数通过了卡子，没发现失窃的密件。接着，警察又对所有的车辆、停车场的厕所、杂物间等旮旯进行了细密的搜查，并无收获。

至此，必须将案情上报了。

“先锋厂”公安处将案情紧急报告厂部后，厂部当即启用应急密码，向北京国防科委拍发加急电报。与此同时，还开通专线保密电话，直接向国防科委报告了案情。国防科委战备值班室接到案情报告，震惊之下马上向主管国防科委的最高领导聂荣臻元帅作了汇报。聂帅当即亲自向公安部打电话，要求迅速协助侦破此案，追回密件。

这时，由“先锋厂”公安处牵头召开的“2·28案件”案件分析已经在临时征用下来作为专案侦查指挥部的将军坟公社革委会会议室举行。由于将军坟地处三省交界处，所以公安处请来了将军坟汽车站发往三省终点站——楠角镇、芙蓉溪、泥坪风三个镇的派出所长一起参加会议。案情分析会开始前，吴荣德处长向与会地方公安民警通报了案情，传达了“先锋厂”领导班子的决定：由于失窃的是属于国家特级机密的密件，所以侦查指挥部由“先锋厂”公安处成员清一色组成，希望三省公安同行予以密切协助，以及时侦破案件。接着，吴荣德请机要通讯员曹秋林叙述了失窃密件的有关情况。

曹秋林叙述完后即退出会场，根据核试验基地接到案情通报后发来的急电，他随即被隔离审查，软禁于“先锋厂”公安处，直到后来侦破案件后才得以恢复自由，受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处分，并且调离了机要通讯员这一岗位。

之后，正式进行案情分析。对当地治安情况最有发言权的将军坟公社公安特派员小姜第一个发言，亮出了他的观点：这是一起普通刑事犯罪案件，案犯作案的动机是扒窃钱包，不料判断失误，错窃了密件。

小姜的这个观点得到了他的顶头上司、楠角镇派出所所长老许的支持：“小袁说得对，我估摸也是这么回事。将军坟这几年今非昔比，人了兴旺，引来了一批扒手，尤其是汽车站，三天两日发生扒窃案件。眼下的这起案件，无疑是其中的一起。”

泥坪冈派出所的张所长也表示赞同这个观点。接着，“先锋厂”公安处的几个侦察员也发表了相同的意见。主持会议的吴荣德问芙蓉镇派出所的庄所长：“老庄，你认为呢？”

庄所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一向沉默寡言，每次开会总是最晚开腔，说起话来一副欲言又止、吞吞吐吐的样子：“我在想，这会不会是一起政治性扒窃案，也就是台湾或者外国敌对势力派来的特务所作的案件？”

“不可能！”“先锋厂”公安处副处长刘城断然而语：“为什么说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