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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免税，五年不增”，实际上自己就是打定主意等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局面一成，自己便不再交一分钱的税，以便把更多的钱投入到建设陇海铁路沿线工业带上，而不是把钱交给军阀，让他们去自相残杀。

在这种情况下，自己这头肥羊自然不为军阀所喜，别说撑腰，不找自己的麻烦就算不错了，这也为什么自己看重未来陇海铁路警察的原因，他们训练用的是从美国进口的转轮枪，一公里十二名铁路警察，在乱世之中，枪杆子才是看家护院的根本。

与张謇所创的南通自治的特点是重建设，轻控制；重德治，轻强制；重经济文化，轻政治军事，而反观自己呢？

自己在连云港推行的却完全不同。

“重建设，强控制，重德治，强强制”

这就决定了自己同张謇本质上的不同，自己可以学他，但若是真亦步亦趋的学了，怕会死无葬身之地了。

“团体”

心下思索着，李子诚的脑海中闪过两字。

直到这时，李子诚突然意识到张謇的南通自治中最大的不足，或者说为什么他需要在夹缝中生存，原因非常简单。

“窃謇抱村落主义，经营地方自治，如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诸端，始生于謇兄弟一二人，后由各朋好之赞助，次第兴办，粗具规模，事未有成……”

张謇的话里表露的意思非常清楚，他的南通自治，根本就是他以一人之力，创办的地方理想试验，受益者虽感激其，南通自治既是“个人之治”，一切均在张謇的计划和推动下进行，南通民众“乏自动”也就势所难免。

事实上，这几天的考察，自己能够看出不仅南通民众“乏自动”，南通的自治事业亦无多少外人参与。在南通自治的进程中，既未受过强大的西学舆论的洗礼和冲击，也无大批沐浴过欧风美雨的西化知识分子或在上海滩闯荡过的洋务派实业人士的加盟。而且张謇尤其不允许外地人在南通办实业“谋利”，并凭借权势排斥一切挑战者，使南通的一切均在相对封闭、垄断的环境下进行。

这意味着南通自治无论是从内部或是外部，他们从来未形成一个真正的利益团体，没有一个利益团体，只有一个个受益个人，受益个人显然没有维持利益的能力，南通的一切都是以大生为中，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而相比之下，自己从一开始，便试图借助外部力量，利用优惠投资政策，从而加连云港以及未来陇海路沿线的展，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完全可以建立一个以“**”为中心的利益团体。

“**公司于铁路沿线一家独大，势必为袁世凯所警，若想打消其念头，不妨自示其弱，把铁路沿线管理权交出去。”

“像上海租界一样，建类似的租地人会议，让那些租地人参与铁路沿线用地管理，这样便等于让**拱手交出附属地，想来如此也可打消一些人的疑惑”

“交出附属地”

心下沉吟片刻，实际上从离开南通之后的三天，自己一直在考虑着这件事。

仿效租界把租地人引入铁路用地的管理，到也不是未偿不可，只是如果冒然成立这个所谓的“租地人会议”会不会为给自己徒生制肘，这个问题自己不能不去考虑。

而成立这个租地人会议的益处，就是把铁路用地纳入到地方自治的范围，这样至少避免了袁世凯把注意力盯到自己的身上，袁世凯为什么警惕，不就是怕自己把横亘于中国东西，分割中国南北的陇海铁路变成一个独立的小王国吗？可诺是将一个个车站通过这种“租地人会议”进行自我分割，那么自然可以打消袁世凯对自己的顾虑，如此一来，自己才能放开手脚大干一番。

可这个租地人会议管理可能给自己带来的掣肘，却又是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怎么样才能两全其美呢？”

沉吟着李子诚脑海反复浮现那两个字。

团体，一个用利益甚至理念构成的一个团体，如果形成这个团体的话，而这个团体又愿意维持自己的利益，那么一切问题就再简单不过了，租地人会议完全可演变成这个团体维持自身利益的一个工具，而自己呢？

“要操纵这个团体”

心下思索的同时，李子诚的脑海中对未来铁路用地的管理机构的思索，完全转变成对“团体”的思索。

一个团体需要什么？

需要一个共同的信念，但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念呢？

心下的瞬间冒出的念头，只让李子诚整个人为之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