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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投注情感，因为我不喜欢她了，但我仍会完成我的义务，因她是一个名受害者。

那么，那么，还有什么？有关生活的道德说到极端处也就是如此了吧？我是说，如此的贫乏而可笑，那是封闭的道德——它太容易变成无能者的凄惨的求助以及强者的伪善，叫旁观看着倍觉荒谬与无奈，只能打趣说，人们真是拥有很好的配对儿：一方压迫另一方，一方更爱另一方，一方欺骗另一方。

在这些极端的环境中，人们只好进行生存竞争，胜者为王，求助者无路可走——马克思曾为此而愤怒，虽然他到临死都仍然无法放弃那些他所指责的私人享受，但他写出《资本论》来为穷苦人打抱不平，他的解决办法就是以暴抗暴，当然他也有温情，相信人们历尽这种不幸的痛苦之后，会想出解决办法，让强者腾出一部分精力来帮助弱者——他终极的解决办法是一种乌托邦，他假设人们都愿意工作，分享成果——他没看到自己身上也潜伏着与他反对的人一样的自私的人性，他幻想别人能够克服那种负面的人性而自己可以成为例外——这是一种青春怒火与激｜情，他痛斥别人，漏掉自己，把过错推给别人（社会），他们把对自己的不满意投射到外界，以此获得一种虚假的心安理得，我知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潜伏着一位小马克思，当这些人获得成功之时，他们的愤怒便会消失，他们内心中的小马克思及时地睡去了，我们要懂得，凡这样行事的人只是一些向上攀比者，激进式的奋斗者，他们嫉妒社会阶层比他们更高的人，他们的理想不宽容，其实他们是伪善者。

有关责任

我认为，责任不总是相互的。比如，我们有责任保持环境卫生。

不幸的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擅自给责任之类的东西下定义，因为那是我们的基本信念，也是我们的生而为人的权利，若是我们把这些最重要的东西统统交给别人去想去归定，那么我们是什么呢？

有些人对此毫无信心，他们以为只抱住一点就行了，那就是坚强的自私自利，怎么对自己有利怎么来，以为那样就够了，若是还不能幸福，也就认了，这一种“不假思索的生活”，在我眼里，无疑是放弃了作为一个独立生命的基本权利，记得汉娜·阿伦特给《纽约客》写过一篇旁听审讯二战德国战犯的文章，她指出：那个站在被告席上的德国人普普通通，平平常常，一点不像个杀人凶手，他把一切都推给国家、上级、权威与社会，他认为他没有过错，只是在执行命令，他对于生活表现得冷漠麻木，成千上万这样的德国人参加了战争，他们毫无罪恶感地大批杀死犹太人，这灾难的原因之一，便是人们在思想上惊人的懒惰，他们参与迫害别人，最终自己成了受害者，他们看起来真是无辜，但他们犯了罪。

还记得一篇文章写过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德国士兵在战争过程中微妙的心理转变，说开始他们看到大批犹太人下火车后被屠杀，也很难过，长时间后，便习惯了，接下来，若是隔上一两个星期没有新的犹太人被火车运来杀死，他们反倒有点不自在，因为犹太人的到来可让他们有奖金和补助发，另外，人一到，他们便有事可做，会忙碌一点，不然他们简直不知要干什么，他们从未想一想，他们的干事情有多残酷，即使把什么爱国之类言论作为空谈，他们也只是随便地认为自己在谋生罢了——他们不想想那谋生究竟是什么。

坏事情往往发生在这里，太多人没有属于自己的态度，人们那么容易轻信别人，尤其是当那个别人显出很有权威的样子时，人们就完全失去自我成为机器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也是一样吗？那么多背着贷款的买房人，那么多爱着别人而不感到快乐的人，他们中有多少个好好想过：我的感情到底是什么？我真的需要他（她）吗？生活中是否还有更值得去做的事情？我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呢？我应该为自己做些什么呢？每到这时，人们就颓了，他们只是攀比别人，而别人能认同的只是食色两件事，最多再加上需要保持住食色这两件事的所谓“安全感“，奔到头儿了，也只是再满足一下觉得自己重要的虚荣心，这就完了——我认为他们才真颓废，因为他们除了为食色而奋斗以外，什么也拿不出来，他们自己这样，更以为别人也跟他们一样，只要一说到他们不熟悉的东西，他们便说，那是别人的事，那是专业人员的事，所以他们病了就倒在医院的床上叹气，或者往医生那里多塞点钱，图个安心，悄悄希望这好处能让别人对自己负责，但别人，不幸的是，今天再说一遍，别人多是与他们一样的人，想想看，结局会是什么呢？

有些人只根据一点点失败的经验就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