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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多。但这乃与国家政体有关，在一般情况之下，也只有怪罪臣下“奉行不实”了。从许多事例来看，这也近于当日实情，尽管其中也不免存在一些错怪之处。

御史欧堪善在乾隆十二年十二月的奏摺中说，政令行之善则民享其利，倘而奉行不善，则法立弊生，恤民者每为病民之具。＇64＇在粮政方面，最明显的就是地方官员不愿采买，不愿存粮，并不愿劝谕捐监——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说来好笑，其一竟出在政府组织之内，甚至在于执行过程中的一些“技术细节”之上——难怪皇上想起了就不高兴，那些个“失败”，不归罪他们，该怪谁呢！

而“奉行不善”，正是官僚的一种沉默的“抵制”。“下治上”，恐怕是任何皇帝都不能不面对的现象，历史上不知多少帝王都“栽”在了这个上面。

因此乾隆皇帝对粮政及其它方面的种种“失败”，就不能不抱有某种“若有所憾”的心情，后来他在《御批纲鉴》（卷六）里写道：

孔子以子产为古之遗爱，而称其使民则曰义。今观其初政，固非以煦煦为爱者矣。惟能行其义，所以卒成其爱，不然民之不慢者几何？

颇有点后悔自己当日的行为，致为人所“欺”似的。所以他常常就不给那些大臣好脸子看，其后又屡兴大狱，据说“乾隆六十年中大学士尚伺供奉诸大员，无一人不遭黜辱”。＇65＇

其后，皇帝开始不断地“整饬”官吏。在乾隆十六年第一次南巡中发生的“伪稿案”等“风波”中，＇66＇皇帝即迁怒地方官员，如乾隆十六年八月，将山东巡抚准泰革职拏问；山东按察使和其衷一度也革职拏问；十一月，令将江西巡抚鄂昌、江西按察使丁廷让解职。皇上批评一些督抚说：

外省督抚，养尊处优，牢不可破之恶习，无所惩戒，何由更改？既明知其办理背谬，而复为姑容，国家任用封疆大臣，安用有此？外省吏治，尚可问乎？＇67＇

并指斥一大批能臣：

近日督抚办事，有所谓上和下睦，两面见好之秘钥。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