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眯成一条缝儿。年初一浸晨，他便命令仆人：“各国公使必将于今日来贺溥儁为大阿哥事，汝等宜预备茶点。”坐等一日，外国公使无一人至。初二日，载漪仍命仆人备办茶点，至夜又寂然无客。初三日，复命备茶点，空等一日，门前冷落如故。载漪不再瞎欢喜了，由喜生恨，他开始捶胸顿足：洋鬼子，该杀该杀！

外国公使不贺“大阿哥”为皇储，自有他们的道理。当时李鸿章曾询问各国公使：“我国现立大阿哥，行将为帝，君等入贺否？”众公使皆言：未悉内情，不知所贺，惟今帝以二十余年君主，历与我立约，将焉置之？①

自从受了各国公使的漠视，载漪便生出了对洋人的不共戴天之仇。凡有满汉官员谒见他，载漪都会问：“予见中国说部中恒有剑仙、侠客，何至今寂寂无闻？”谒者复问之：“汝欲剑仙、侠客何用？”载漪答：“吾欲用其力以杀尽外国人。”谒者乃笑谓之曰：“世无剑仙、侠客久矣，汝将安所求？即求而获之，只可杀一、二外人，安能将外人斩尽杀绝？汝欲杀尽外人，不必求剑仙、侠客也，但求诸义和团可耳！”②

志其事者，每因谒者之建议，慨叹“一言丧邦”。谁能断定，这“谒者”不是在“戏言”戏说？

“义和团起，以灭洋为帜，载漪大喜，乃言诸太后。力言义民可用，国家之福。”③　义和团们何曾料到，他们的革命性是被端王爷发现的呢？

借助“群众运动”，打击私敌，谋取私利，这是端王爷们的发明。群众发动起来了，这等于大河的口门打开了，或森林大火点着了。只不知，这水将淹谁，这火将烧谁。

一、“扶清灭洋”：一个百年迷误（1）

光绪二十五年（1899），一直处在潜伏状态的“义和拳”（又称“梅花拳”、“金钟罩”、“大刀会”、“义和会”等）突然以十分张扬的姿态，活跃于山东各地。

“地下组织”啸聚于光天化日之下，这要归功于一个人、一句口号。

这个人，即山东泗水县人朱红灯。这句口号即“扶清灭洋”。

“义和拳”的前身，即嘉庆年间出现的民间组织“八卦教”、“白莲教”以及同、光年间出现的“大刀会”。这些团体并非真正的宗教教派，而是以“反清”即推翻清朝统治为最高目标的准政治团体。“反清”即大逆不道，罪在不赦。屡经镇压后，这些组织的散兵游勇便纷纷加入到太平天国、捻军及各种名号的反抗团队。虽然“反清”任务艰巨，“复明”前途渺茫，但“反清复明”的口号在渐传渐弱中仍然表现了一些汉民族主义者的韧性。

一百年，几代人，“八卦教”、“白莲教”、“大刀会”只有既改名称又改口号，才能适应新的生存。

“义和拳”，不再是一个“拳种”的名称。“反清复明”的遥远梦想，及现实重压下的绝望与渴望，促使着这些练拳人走到一起，筑一个“坛”，拜一名“老师”，推一名“大师兄”，又一名“二师兄”，几十上百人的贫弱者因结伙而强大、而膨胀、而有了为所欲为的可能。

简单看，就是这么一回事。

因为山东省在“门户开放”后外国宗教落地生根，教堂林立，教民蜂拥，故教会势力与地方百姓的矛盾亦日渐尖锐（自1898年德国租借胶州湾后一年半时间内，山东涉外教案达一千余起）。这本来是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每一个被迫开放的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政府有为，不难解决；政府无为，矛盾加骤，最终还要让政府出面解决。但中国的事不是这样处置的，教会中既然有“不知自爱”的传教士、有“仗势欺人”的教民，那么不信教的百姓自然可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即“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了。你不仁，我不义，于是具有外交背景、宗教背景的经济纠纷、文化冲突、道德较量都转而由老百姓用“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复仇及屠杀方式加以解决。

问题简单了，权力下放了，政府轻松了，却由此招惹了外国教会、外国使团的抗议。于是，清政府又操起“护教抑民”的法宝。政府一旦偏袒教会、教民，教外百姓便放弃最后希望。义和拳则敞开大门，将一切弱者、屈辱者纳入组织，结为兄弟，“拳”与“教”的矛盾遂被清政府与外国势力合谋或不合谋地加骤起来。

清政府为渊驱鱼，义和拳渔翁得利，一种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弥漫齐鲁城乡。

不过有一个坎儿，义和拳得过去，即如何又要坚持“反清复明”的历史信仰、如何又能在新形势下取得近乎合法的生存权利呢？西方教会、中国教民以及他们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