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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咸丰皇帝的心里话。既惑于敌情,又昧于信义,自以为是,张大其词,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昏话。
咸丰十年(1860)春三月,英法联军从广东北上,开始了复仇之旅。联军首领仍然是额尔金勋爵,同行者为法国全权代表格罗。他们带领英军18000人,法军7000人,军舰119艘(其中法舰40艘),补给运输船126艘,一路攻占定海、大连、烟台,并以大连、烟台为前进基地,封锁渤海湾,对大沽口形成钳形包围态势。
经过临时增调,大沽、天津一线清军守卫部队已近30000人。攻守兵力对比,基本上为一比一。英法有坚船利炮,清方有炮台之固,虽在火力上英法联军占有优势,如果清方坚守还击,即不取胜,也可以较大地惩创来犯者,阻滞其进攻速度,赢得时间,或可扭转颓局。
不明敌情的咸丰皇帝梦想出现外交奇迹,所以他敕旨僧格林沁不得首先开战。这是一条愚蠢的命令。因为英法联军的战略设计就是进攻大沽口,以便直捣北京。他们没掖没藏,是向中国公开宣了战的。对于宣战之敌,言何宽宏?
僧格林沁接旨,果然坚持不放第一枪。对于一位将军、一位前敌统帅而言,刻板地执行君王旨意,忘记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相宜大计,这又是愚蠢的。
结果,两个人的愚蠢,造成国家失败。
上一年的大沽口之胜与满朝赞誉,至今让僧格林沁陶然自得。他曾表白:“洋兵伎俩,我所深知,彼何足惧哉!” “何足惧”的豪言,又基于他一贯的成见:英人只善水(海)战,不善陆战。陆战乃我军之长,倚长击短,以逸待劳,诱敌登陆,一鼓而歼,岂不痛快!从战术的运用看,僧氏认为北塘虽为蓟运河河口,但南北皆系盐滩洼地,不易展开;越过盐滩,便是清军马队防地,壁垒森严,固若金汤,敌人断无可能由此绕击大沽口炮台后路。
北塘的炮台,始设于明代。近年,又有扩建,形成南北三台鼎足之势,费金百万巨。撤防消息传出,士民震动。北塘绅士御史陈鸿翊向僧格林沁密疏进言,极论撤防非计。僧氏不听。翰林院编修、南书房行走郭嵩焘时在天津僧幕帮办军务,虽然他一直主张对夷人主抚不主剿,但战氛既起,骤撤防务,仍引起郭氏的关注。他曾向僧格林沁表示了不同看法,“为书数策,终不能用”。
北塘撤防的消息,首先被俄国人侦知。俄国专使伊格纳季耶夫不但向英法联军提供了北塘无防的情报,而且亲予引路,直抵北塘。
六月二日(7月18日),英法舰船驶入北塘河口侦察虚实。
六月十六日(8月1日),俄人引路,英法军舰三十多艘占据北塘。并以舰炮为动力,拔除清军在北塘河口设置的铁桩数百枚。此后十天之内,英法联军的步兵、骑兵和炮兵陆续在北塘以及至北塘南五公里的范围内,平静登陆。
六月二十七日(8月12日),登陆英法联军避开西面的盐滩和盐滩后的马队营,以北塘为依托,直击西南方向的新河清军。新河在大沽口西北、海河北岸,为大沽口后援阵地。这一招的老辣,旨在切断大沽口防军与京津大后方的联系,并实现英法联军海陆(东西)夹击大沽口的战术目标。新河之战,对僧格林沁、对清军而言,只能用惨烈二字形容之。与清军对阵的英法联军仅七百人,清军则铁骑三千。僧格林沁瞰其寡,意颇轻之,遂尽驱蒙古劲骑掩杀过去。七百人伪退,复转身,排成一字横阵,持枪静待,伺清骑兵进入射程,则举枪齐放。进攻者应声落马,几冲几退,三千精骑生还者仅仅七人!
这就是僧格林沁对不善陆战的夷人的陆战之绩。当日,新河失陷。英法联军沿河东下,于六月二十九日(8月14日)攻克塘沽,彻底切断了大沽口守军与后方的联系。
七月七日(8月21日),联军对大沽口北岸炮台实行东西两面的水陆夹击。守台将佐为直隶提督(从一品)乐善。上一年,乐善突袭英船获胜。此次,腹背受敌,他沉着指挥兵士开炮还击。战一日,弹尽援绝,乐善与全台官兵全部壮烈牺牲。
隔着一条河,大沽口南炮台的僧格林沁爱莫能助。因为事先接到了咸丰皇帝敦促撤兵保命的密旨,又知势不可挽,这位原准备一死尽忠的王爷亦于当晚弃台遁走。南炮台遂告陷落。咸丰帝手谕曰:“天下根本在京师,当迅守津郡,万不可寄身命于炮台,若不念大局,只了一身之计,有负朕心。”活命第一,留得青山在,还怕日后无柴烧?
七月九日(8月23日)僧格林沁退守通州。
七月十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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