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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县城里，可能有城工部系统的活动，又可能有政府的公安系统的活动，还可能有军队的情报部门的活动，十分混乱。有的“关系”，既为军队系统工作，又和别的什么系统打进去的人拉上了线。如此一旦这个“关系”被捕，就很可能暴露、破坏我方几个系统的工作。当年在情报部门工作的老人们说，各自为战还带来这样的弊病：一个重要的“关系”，好几个部门、好几个系统都去争，结果我们自己人倒先争起来了。这些，都表明一直到1941年，冀中的情报工作，还比较简单，未走上正轨。

在此之前，冀中主要还是针对附近的敌伪据点开展工作，通过敌人调动、屯粮等迹象来判断敌人的行动。还少有针对敌人的战略、战役企图而进行的工作。帅容在谈到1941年春十分区遭受从远处用大车拉来的日伪军的突然“扫荡”时，曾很有感触地提到：“现在想来，我们当时的侦察工作有点近视，战略侦察不够，只知道周围敌人的情况，不知道远处敌人的动态。如果在地委统一领导下，设立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总侦察机构，从战略到战术对敌实行侦察，时刻掌握敌军动态，做到知己知彼，我们就更主动了。”

其实，帅容这个愿望，在“五一”大“扫荡”以前就已实现，只是因为十分区斗争残酷，未能如愿罢了。

原星说：“整个军区的情报网，在‘五一’反‘扫荡’前，除第十军分区由于1941年区内敌我斗争形势已发生了严重变化，仅建立了局部情报站外，已经基本形成全区网络，就是说冀中全区城市、乡镇和大村落敌已设点者均建立了情报站，各个情报站都在隐蔽地积极地有效地工作着，有些情报站的工作相当出色。”从仅重视邻近据点敌军的动向，到注意交通线上及更远处敌军的动态，这是思想认识上的进步，也是客观形势的要求。有的地区，没有冀中那么多“扫荡”，这一步走的就更迟一些，像冀南，是在1942年“四二九”、“六一一”两次大“扫荡”后，才提出注重战役情报。原星说，根据1941年晋察冀军区侦察工作会议的要求，冀中军区本应建立情报总站，底下各军分区建立总分站，每个总分站下又有若干个情报站。形成情报总站——总分站——情报站三级情报组织。考虑到冀中地处平原，敌情变化快，部队游动性大，又被敌点线分割的实际情况，冀中军区未建情报总站，只是成立了情报处，主管情报业务，底下各军分区则都成立了情报分站（十分区除外），形成情报分站——情报站这样的二级情报组织，与别的地区略有不同。当时，各部队都指派专人每天去军分区的情报分站去领取当日敌情动态情报。原星又说，根据1941年晋察冀军区侦察工作会议的要求，军区和各情报分站都十分注重搞日军的战略、战役情报。他说：“战略战役和重要战术据点，如当时的北平、天津、保定、石门、德州、沧县等是情报站的主突目标，但又容许两个以上军分区各自进行重复性的情报工作，如石家庄（当时叫石门）我之六、七军分区和太行一军分区、冀西三、四军分区都有自己的内外线工作活动。”

像石门、保定这些城市，都是敌伪的统治中心，要想打进去并站住脚，是十分困难的。说到冀中的情报工作，不少人可能会想起冀中作家李英儒创作的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及据其改编的同名电影。这部小说，就是李英儒根据他在保定情报站工作的亲身经历写成的。而李英儒去保定，已是“五一”大“扫荡”以后的事情。1942年底始任冀中区党委敌伪军工作部部长的史立德同志，回忆起派遣李英儒去保定的情况，说：英儒同志接受任务后，很快带爱人张淑文同志进入保定，在他姐姐家落户，办好一切居住证明后，即迁入极为隐蔽的民房。于1943年春，在淑文同志协助下开始了保定站的工作。地下工作生活条件极艰苦，在此期间他们生了第一个孩子，不敢请接生员和进医院助产，不得已英儒把老母亲从农村接来照顾他爱人，孩子出生后衣、被都是英儒从他家拿来的。在“五一”大“扫荡”以后的1943年，到保定去从事情报工作，且如此艰难，“五一”大“扫荡”以前，就更为困难了。因而原星说，在1941年以后，虽开始重视派遣、情报工作，但“冀中军事谍报工作，建立时间较短，虽为当时对日斗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总是根底较浅，还未形成显著力量。”

在抗战期间，冀中谍报工作取得的最大成绩之一，是在1943年成功地获取了日军即将大规模“扫荡”路西根据地的情报。

除了保定工作站获取了日军即将“扫荡”路西根据地的情报外，据说石门情报站也获取了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