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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本质是叙事，因事而写人，因事而抒情。让人活在故事里，此一优势，在电影电视没有出现之前，则非小说莫属。在古代，小说另有一个副名，称为传奇。我认为这副名甚好，称小说为史诗，是其精神气象；称为传奇，是其不二之选的功能。

人是有好奇心的，曲折奇特的故事，恰好能满足人的好奇心，我想这也应该是小说存在的理由，亦是长盛不衰的原因。由此可以说，讲故事是一个小说家必备的素质。

近年来，随着文学的边缘化，小说的读者也在大量减少。一方面，是电视剧的冲击；另一方面，亦是因为一些小说的故事讲得不好，不能引人入胜。电视剧之所以能夺走小说的读者，其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电视剧是戏剧与小说的结合，永远把好看的故事放在第一位。

我常常困惑，为什么现在的小说家，讲故事的功能正在萎缩呢？想来想去，这大约还是小说家太聪明的缘故。既然小说是讲故事的，我们何不突破这藩篱？让小说来表现观念，表现人物，甚或表现一些抽象的东西？如此一来，便花样翻新，各自追求一些最时髦的东西。此一情势一旦成为主流，传统的小说观念便会像“瘟疫”一样，让小说家们避之唯恐不及。说来说去，这还是人的强烈表现欲的体现。小说家们把充沛的才情用于思辨能力，对讲故事的追求，反倒觉得不重要了。

尽管这样，我依然觉得，小说要想生存，要想从电视剧中抢回观众，首先还是要有曲折动人的故事。不但是传奇，更应该是史诗，这应该是中国小说的正脉。

对话熊召政

寻找文化的大气象

李从云 熊召政

李从云（以下简称李）：在《张居正》问世以前，您以诗人著名，您是如何完成从诗人到小说家的身份转换的？

熊召政（以下简称熊）：我最初的确是以诗走上文坛的，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的长诗《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获全国首届中青年新诗奖，由于这首诗对当时诗坛的冲击力很大，一下子把我从比较摇摆的文学样式的选择推向诗坛，甚至一进来以后，就没有办法谢幕。在此之前，我总是在小说、诗、报告文学之间摇摆，因为我内心深处很喜欢小说。我总是在摇摆过程中想把这几首诗写完了，再不写了，来进行小说结构。可是，心中也有许多无法止息的诗歌冲动，加上许多刊物的约稿，因此，从获奖以后，我在诗歌创作道路上走了将近十年。现在回头来看，这十年是我小说创作必不可少的准备。一个诗人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是火一样的激情。一个小说家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是冷静的思考与分析，是同生活、同社会保持着思想上的联系，而在审美的角度上，截取生活方面，又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小说家与诗人不同的一点。但因为我做了十年的诗歌的准备，所以我一动笔写小说的时候，立刻就有火一样燃烧的激情在涌动。到这时我才感觉到，激情不仅是诗人的生命，也是文学的生命。因此，这十年诗歌创作的实践，让我始终保持着一种比较饱满的精神状态。如果一个小说家过于冷峻、过于理智，那他的作品往往缺乏一种鼓舞人的、吸引人的大气磅礴的东西，所以，我说史诗性的作品，是理智与激情结合的产物，两者不可偏废。

熊召政（3）

李：《张居正》给文坛带来了新的冲击波，但多少有点横空出世的感觉，因为读者对您的小说创作了解并不多，请简单描述一下您的小说创作历程。

熊：在《张居正》之前，我在1989年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酒色财气》，今天来看这部小说，非常单纯和幼稚。幼稚的主要原因，一个是没有与生活保持距离，没有距离感，导致我为现实生活所牵制，没有办法对生活进行浓缩和提炼。《酒色财气》是对当时生活的克隆，而不是塑造。但是它是我从诗人到小说家之间的一座桥梁。在这期间，我还写了很多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今天来看，依然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也闪现出一种文学上的灵气，但构思方式是诗的，而非小说的，总让人感到它们是一个小品似的东西。从1985年到1989年，我集中发表了六七个中篇、一二十个短篇，这些作品连我自己都遗忘了，它们只是我小说创作的练习本。1989年以后我既停止了小说，也停止了诗，整个儿停止了我的文学创作。

从那以后，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研究历史，重新阅读作品。在这一阶段，我用一种方式来保持与文学的联系，那就是写散文。散文是小说和诗的中间部分，我用它记录了很多精神上的思考，你从中会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