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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过来，用浓浓的湖南口音夸赞父亲：“你老好眼光。”

父亲看他一眼，那意思是说：凭什么说我好眼光？

老板接着说：“你看，这椅子的框架是用樟木做的，不仅香，而且不生虫。椅垫是用在水井里泡了三年的竹皮编成的，不仅凉，还防虫。还有这做工，雕工，哪一样都是精细的。夏日里，老年人吃了晚饭，泡一杯茶，躺在上面，嘿，那才是神仙过的日子。”老板三十不到的年纪，剃着板寸头，皮肤黝黑，看着像个下力气的人，但嘴皮子滑得可以，并且眼神里透着狡诈。

父亲打着哈哈，说：“只是看看，看看。”

父亲往旁边几家看了一圈，最后还是走到了那把躺椅边。他躬下腰，将椅子的靠背往上抬了抬，然后慢慢坐下去。只听“咔嚓”一声，左边的那根椅脚竟断了，父亲整个身子倒在地上，我赶紧将他扶起来，好在没有伤着。在我们还没有为突然的变故回过神来时，老板三步并着两步跑了过来，一脸不高兴的表情：“你们怎么不小心呢？”

这时我冷静了下来，第一念头是今天遇到“做笼子”的了。“做笼子”是武汉人对那些专事敲诈勒索的人所设圈套的统称，例如那些街头摆象棋残局的，在长途汽车里用线套铅笔的，或者在街头巷尾扔一个装满秘鲁钱币的钱包引你上钩的，等等这些不入流的伎俩，统统称为“做笼子”。这些东西我见得多了，所以一点儿不慌张，我没有理会那老板，只是将那倒在地上的椅子扶了起来，仔细看那断了的地方。凭心而论，这“笼子”做得一点儿没水平，左边那根椅脚的断处是一个乒乓球大小的痂疤，在断处还钉有一枚半寸长的钉子，也就是说，这根椅脚在以前就断了，只不过是老板有意将钉子钉在一起。我将那颗钉子指给那老板看：“这是你卖的椅子？”

“是又怎么样。”老板盯着我，一副耍横的口气。

这时我发现周围不知从什么地方围上来七八个人，都三十岁不到的年纪，个个一脸冷漠。哈，准确一点说，今天不是遇到“做笼子”的了，而是遇到了强盗了。我问老板：“你要怎样？”我说这话时心里就为今天没有穿制服而感到后悔，若穿着制服，他们是绝不敢这样认放肆的。

“给三百块钱你就走人。”老板白了我一眼，用不容商量的口气说。

我冷笑一声：“我若不给呢？”

“那你就看着办。”老板冷笑一声，朝歪在地上的那把椅子踹了一脚，整个椅子立时散了架。

父亲从没有见过眼前这阵势，有点儿紧张，问：“能不能少一点？”

“少一点可以，但最少得给两百五十块。”从店铺里走出来的一个女人说。这女人长一张很好看的瓜子脸，怀里抱着一个正吃奶的孩子。不用猜，这女人是老板的老婆。

我扫视了一下四周，发现除了围上来的七八个人外，还有四五个人蹲到我们的车子的前面。看来今天是想走也非常困难了。但是我又不甘心就这样被这些人宰了。想了一下，我试着对老板说：“这样吧，老板，虽然你这称得上是敲诈勒索，但是我也认。只是我身上带的钱不够，只有一百块，如果你同意，就放我们走，若不同意我就在这儿呆着，让我父亲到县城里的朋友那儿借几个钱过来，一并给你。”

那老板狐疑地看了一下我，又看了看我的车子的牌照。他一定在心里权衡。最后他料定我是外地人，在这个地盘上翻不起多大的浪，竟点头同意了我的后一个意见。

我叫了一辆三轮车，让父亲坐了上去，偷偷地将二表哥女婿小钱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他。

父亲走后，我买了一瓶矿泉水，找了一张结实的凳子，边喝水，边若无其事地与老板聊天。果不出所料，老板原来是一个种地的，去年下半年才摆了现在这个摊子，卖些竹器，赚几个钱。他说除了他老婆抱在怀里的那个孩子以外，还有两个，大的七岁，小的五岁。家里很困难，也就是靠卖这些竹器赚的几个钱养家糊口。坐了几分钟，我进到他的店里面，除了堆放着的竹器以外，可以说是空空如也。我问老板娘，有营业执照没有。老板娘苦着脸说，原本赚不了几个钱，若再办营业执照，交税，那就亏本了。

这一刻，我感觉这对夫妻骨子里应该是一对老实人，进而想到二表哥那个凶悍的女婿来后可能出现的后果，就觉得于心不忍。我就以商量的口吻就对老板说：“说良心话，你这椅子原本就是坑人的。你们最好还是放我走了，免得后悔。”

但这夫妻两个竟将我的好心当作了驴肝肺，认定我是在吓唬他们。那老板拿了一根扁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