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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已经有6位教授辞世，上半年是汪景寿、孟二冬，下半年这两个月内便走了林庚、林焘、储斌杰加上前几天的徐通锵。此前，也就是林焘教授逝世后不久，我在香港遇见韩国济州大学的宋宣教授，她是林焘的博士，1999年毕业的，尚不知道林焘先生已经去世，听我一说，非常难过，连活动也不参加了。今天系里一片忙碌，灵堂那边不断有吊唁的送来花圈挽联。我跟办公室杨主任说，做点道场吧，共产党人也要敬天畏人啊。

从系里回来吃了午饭，白面卷子玉米粥，黄瓜蘸酱白菜汤。整理了报刊来信，开始备课。忽然大姨家表弟打来电话，他素来持重严谨，从不轻易打电话的，我料到必有要事。表弟冷静地说：“我妈快不行了。”我啊了一声，赶快叫老母亲接电话。母亲接电话后很是难过悲伤，我劝她平静。然后迅速请人去买今晚的车票，并给表弟短信，为大姨祈祷。心情烦躁，看不下书，便用扑克牌占卜——是个凶卦。两小时后，车票买到，我短信告诉表弟车次。表弟回复说：“我妈已经病故。”我心中一沉，努力保持镇定，为的是不刺激母亲。在给表弟发短信时，大姨的形象一幕一幕涌上了我的脑海。

我的外祖父一家，祖籍山东海阳，后来闯关东到了黑龙江五常。外祖父勤劳精###狠手重，是当地著名的一位财主。他老人家还健在，已经95岁了，以后我会写写他的事迹的。他有一儿三女，我的舅舅和老姨都在他身边，我的大姨和母亲则先后闯到了哈尔滨。大姨和大姨父都勤俭持家，虽然生了三儿一女，但生活比我家要好。我母亲是二女儿，过日子本来就比不上大姐，加上我父亲是个老八路、大酒鬼，双职工养活一儿一女，居然多年买不起一块手表。而我大姨父是个铁路上的基层职员，家里却在上世纪60年代就有摩托，有猎枪，后来为了不露富又卖了。大姨家干净整洁、大红松木地板擦得油光可鉴，我的表兄弟们也都穿得比我好。我每次去大姨家，除了喜欢他们家的房子以外，也很喜欢他们家自己腌的小菜。我的表兄弟们高大英俊，都很能干，动手能力比我强。大哥几乎什么都能制造，不仅会挖菜窖、盖房子，而且从台灯到收音机，都是自己造的。后来还自己组装了一台电视，而他的学历只是技校毕业。我为什么有时候看不起现在的博士硕士？这可不是什么“仇富”心理，而是我从小就认识太多太多的劳动人民中的专家能手。让这些人都下了岗，实在是这个国家的特大损失。我在哈尔滨的市民里，基本属于“啥也不会干”的，走投无路，只好考进北大混日子。没想到混进知识分子队伍后，我竟摇身一变，属于“啥都能干”的。挑水劈柴，做饭补衣，溜冰划船，打架斗殴，居然都是能手。最可笑的，是在哈尔滨属于“根本不会喝酒”的我，在文化界被叫做“北大醉侠”，最近还被文化部中国酒文化协会聘为首席顾问。要不为什么我总是提醒年轻朋友们切勿轻信媒体，切勿轻信知识分子呢？

我小时候曾经算过，大姨家比我家的收入只多20块钱左右，但是日子过得井井有条，属于那时的“中产阶级”。亲戚们去他家拜年，他家能够做出20多道菜，而我家只能做出8道。这里面蕴涵着大姨多少的心血啊。我去大姨家，大姨总能给我美味的零食，榛子松籽爆米花啊，高粱饴啊，山丁子啊。但是我注意到，大姨总是很瘦，总是一副操劳的神态。她起早贪黑地工作，照顾丈夫和孩子，还要在亲戚中保持大姐的形象，真是“含辛茹苦”。有很多年，大姨在郊区上班，天不亮就要去赶小火车，晚上回家，天都黑了，真是“披星戴月”。她的孩子们很小就都能持家，当父母回家的时候，饭菜已经做好了。而我只能生起炉子热好主食，坐在黑暗里背唐诗，等着父母回来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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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我的大姨（2）

大姨总是谦虚客气，总是称赞别人家的优点。但能够看出，她是非常热爱自己的家的。我前几年回哈去看她，我说还记得小时候她家最早住砖街6号，后来住瓦街8号，大姨非常高兴，说我外甥就是记性好。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而且都有了健壮的第三代。大姨和大姨父住在一个新的小区的顶层，每天爬楼梯当作锻炼身体，还在赠送的楼顶露台上养了一大片花草。不过毕竟岁月不饶人，70多岁的大姨满头白发，一脸皱纹，身体开始衰弱，心脏也不爱好好工作了。我说我太忙了，不能经常回哈来看你们。大姨说：“没事儿，我外甥从小就是名人，你不忙谁忙啊？我在电视上看见我外甥就行啦！”亲戚们的宽慰，却常常令我惭愧。我东跑西颠无事瞎忙，而为自己的亲人们做的事情太少了。